负重Merchant髌骨轴位在人工全膝置换术中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负重位置M erchant髌骨轴位片的投照原理,具体方法及临床意义。方法对50例膝关节患骨关节炎者分别进行M erchant及改良负重位置下的髌骨轴位X线投照。与传统的M erchant髌骨轴位投照技术比较,改良后的投照方法主要是保持患者屈膝45°半蹲位。X线束相对于髌股关节投照的角度及X线片盒的放置位置保持不变,患者处于负重位是二者唯一的差异。结果负重M erchant髌骨轴位片显示68%的患者存在髌骨轨迹改变,而传统的Merchant髌骨轴位片仅显示38%患者的髌骨轨迹出现改变(P<0.05)。结论负重位Merchant髌骨轴位片对髌股关节病变的评估更符合生物力学原理,对早期及隐匿性髌股关节紊乱的检测更灵敏、更有效。

吕柟商人书写述论

吕柟文集中频繁出现的商人书写,以明代社会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背景,体现了吕柟个人积极应酬为文的创作心态.通过考察吕柟的商人书写,可以梳理出层次分明的士商社交网络和内容丰富的商人生活世界.商业生活、家庭生活、休闲生活和政治生活皆为吕柟商人书写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商人家庭生活的描摹尤为突出,显示出吕柟在塑造商人形象时有所侧重.吕柟的商人书写兼具丰富的社会价值、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为明中期理学家的代表,吕柟的商贾论具有典型的保守性,但保守之中也不难见其新质内容.

新儒商的商业伦理观及其管理模式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学者认识到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受到了当今社会环境的制约,企业管理应建立以新儒商文化为基础的商业伦理观与经营观之上。本文从管理理念与模式的角度分析了新儒商的伦理价值及其经营观,提出了"新儒商管理模式",旨在为构建和谐企业提供理论依据。

晋商及其所建立的全国市场体系:超越施坚雅的“区域市场观”

近年来,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提出的有关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运用其理论对中国各地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质疑。本文针对施坚雅的重要理论之一"区域市场观",在前人对晋商研究的基础之上指出:从晋商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体系并非如施坚雅所言机械地分成九个区域、各个区域之间相对分隔、它们之间只有比较脆弱的联系;其实,那个时候在晋商的不断努力经营下中国国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跨区域的全国性市场体系。从明朝(1368年)到清朝(1912年),晋商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经历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晋商逐渐建立起了一个以山西为核心,以"点"(会馆与票号)分布全国九个大区域,以"线"(晋商商路)连接全国九个大区域的全国市场体系。这一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建立,正是晋商能够屹立于明清商界500年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粤商战略转型

新的历史时期,粤商企业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自身的战略转型,努力打造责任型粤商、创新型粤商、国际型粤商,并有效发挥粤商社团的功能,推动粤商企业的发展。

晋商徽商衰落和浙商崛起的文化探因——兼对“韦伯问题”的回应

晋商徽商衰落而浙商崛起,深层原因值得深思。按照韦伯的文化说,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必定内蕴着特定文化支撑力。“合理财富观”是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所在。晋商徽商宗奉儒学,儒学长期奉持义利对立,与资本主义精神扞格不入,导致晋商“合理”不正,徽商财富观不立。浙商崛起的深层文化动力是浙学,浙学传统中,滥觞自王充求实精神,事功主义为财富观正名,阳明心学对“合理”重树标准,浙东史学肯定工商皆本,就此而言,浙学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天生契合性。这就是晋商徽商衰落而浙商崛起的深层文化原因。韦伯认为儒学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但浙学内蕴资本主义精神,只是缺乏外部自由条件。当近代商品经济劲吹自由之风时,浙商就一跃而起。某种意义上说,浙学加自由,这是浙商崛起的根本原因。

民居类“非遗”数字化构建的学理依据与技术反思——以徽州民居数字化建设为例

在徽州民居数字化建设进程中,既要对以古村落为主体的徽州民居建筑群落实体进行图像再现,又要挖掘建筑背后的传统文化元素、历史内涵、民间工艺及审美特质等,即建造居住的风水观,徽州民居作为汉族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徽商文化尤其是徽商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徽州民居历史上居民和当下居民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节庆、待客礼仪,居住者的日常思想、习俗。保护"非遗",本质是保护源远流长、生机盎然的民族文化及其审美特性,尤其是群体口耳相传的手工技艺、朴素思想观念、审美价值取向。

清末山西普通商人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实态——以《武氏家书》《王富堂家书》为中心

《武氏家书》和《王富堂家书》反映了清末山西普通商人家庭女性的家庭观念、家庭权力和生存状态。在婚姻观念上,婚嫁对象一般都选择经商之家,更注重商人的能力,同时对待"补后"名份并不太介意。在家庭权力上,商人在外地经商,因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因而也掌握了更多超越传统女性的和家庭的权力。在实际生存状态中,她们婚后不从事农业劳动,表面看来光鲜富足,但实际上却忍受着孤独、寂寞。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徽商的超越精神——从“不系舟”谈起

明代歙县徽商汪汝谦在杭州西湖上建的画舫,名为"不系舟"。从外观之是一艘船,实为漂在水上的园林。"不系舟"是徽商的符号,是舟非舟,折射出徽商革故鼎新的"儒贾观"及超越传统的"建筑意",折射出徽商的心灵美,体现徽商古道热肠的"公益心"。

越商家族企业继承人培养方式研究

继承人培养方式对于家族企业顺畅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识别了两种培养方式,一是共处学习,即在任企业家以手把手的方式对继承人进行培养;二是分离学习,即继承人在家族企业内部或外部独立运营一个部门或业务单元,在任企业家承担指导者的角色。基于知识观视角的分析表明,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代际需要传递的隐性知识的类别决定了继承人的培养方式。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评《徽商品谭》

方利山先生的新著《徽商品谭》,蕴涵着强烈的现代情怀:热心当代徽商典型的发掘宣传,关注徽商物质遗存的现代开发,重视徽商制度文化的扬弃续接,致力徽商精神价值的现代弘扬。其目的是服务于当代黄山(徽州)人的健康发展和当代黄山(徽州)社会的和谐发展。

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

社会的转型带来观念的变迁 ,义与利的对立在近代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 ,在士子与商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二者的转合。传统义利观发生近代嬗变 :士人不惜功名投身商贾 ,求逐利之欢 ;商人在谋利的同时投资公益 ,捐纳官爵 ,行尚义之实。这一转变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引起了婚姻交往观念的变化 ,过去的门第观让位于近代的财力观。江南士、商义利观的近代嬗变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产物 。

城南书院涵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略

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的力量,承载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精神追求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城南书院作为湖湘文化渊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厚的滋养。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对城南书院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发展两个维度展开,促使其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服务工商经济领域,创造性转化为企业家精神,形成湘商精神。

中晚唐人重商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趋利的商人阶层历来备受轻视和贬抑。当然,相反的观点也一直存在。中晚唐时代,不少文人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反主流的商人观。李商隐及其前辈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章中就有赞商、扬商的言论,这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也印证了时代的发展和新变。

试析《三言》中“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

《三言》中描写的商人题材小说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作者不仅积极肯定了商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在作品中渗透了一种正确的、永恒的商人经商原则,大力倡导了"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从而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弊端,为后世商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利义统合观与明代商人的经世之路

明代多有商人以“天道”为衡量,着眼于公共价值的落实,未把追求扩大商业利润当作唯一目标,而是统合利义关系,在私利和公义之间寻求一种价值平衡。他们利用财富积极开展地方救助和建设活动,内中虽含有一定个人诉求,但总体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稳定支撑作用,显示出与既有体制的契合性,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经世之路。当时商人凭借经济优势,通过主持或参与公益事务越加有能力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进而与士大夫阶层共同成为基层主要支配群体。这也提示着明代中国在延续帝制基本框架下,向商业化要素日益增强的社会演进的可能前景。

渔船驾驶台视域对航行安全影响研究

沿海商船与渔船碰撞事故近年来仍呈高发态势。如何降低商渔船碰撞风险一直是海事部门的管理和研究重点。本文着眼于渔船驾驶台的视野盲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盲区对事故发生的影响,并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重审《威尼斯商人》鲍西亚之女法官形象

前期研究一般将《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这一角色看作是女权主义法律观的完美体现。这一结论通常是根据鲍西亚在威尼斯法庭上所做出的关于仁慈的独白而得出。然而,剧中的鲍西亚在司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诡辩、偏私及无情却难以使我们将其与女权主义法律观所对应。因此,鲍西亚这一角色实则并不具备女权主义法律观而更偏向于是以实证主义法学为核心的男性法律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鲍西亚依旧是男权社会下的一具傀儡。

儒、贾之间:明代商人的职业选择及价值理念

明代商人多因生计艰难或科举不利而服贾养家,他们大都能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出发,较理性考量、对待儒、贾关系,发扬了经商致富以兴家立业的正当价值。尽管部分商人心里仍显示出儒、贾择业的一些内在紧张,然在勉为"廉贾""良贾"的激励下,不仅合理获取财富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物质基础的取向被他们逐渐认可接受,而且他们还常常发挥自身优势做出切实社会贡献,并因此受到世人称赞与尊重。此外,源于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的深度认同,又有不少商人试图在实践层面打开儒、贾之间的通路,并为家族长远发展计虑,务使一门之内儒、贾相资互济,兼得并举。以上情状,在反映当时民间保持资财与传承诗书二者呈现越来越明显共生性征的同时,也展示出明代中国商品经济同既有帝制体系并行共荣的独特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