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者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交游研究

李慈铭与缪荃孙皆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文史大家,两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书籍往来是两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往来的形式有互借、互赠、转借等,其书籍往还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通过书籍往来,两人丰富了各自藏书规模,增进了彼此的学问见识,对社会知识和文化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以来黔东南苗疆的族群融合与社会变迁

传统的黔东南苗疆山地社会普遍处于刀耕火种和狩猎采集状态,当地少数民族采取“姑舅表婚”的方式避免劳动力的流失,村寨处于寨老组织的管理下,社会结构呈现不相兼统的平权格局。自雍正年间苗疆开辟后,包括汉人在内的移民通过联姻和拟亲属关系等各种方式扎根苗寨,其带来的农业技术、贸易和文化促进了苗疆社会的发展。同时,清政府推行文教科举和鼓励灌溉农业的政策。在多方因素促成下,苗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族群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移民群体、地方官府和当地社群是促成民族融合和社会变迁的主体。

文化制衡视域下的明清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苗疆边墙的历史考察

“文化制衡”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是一个“偏离”与“回归”交替出现,不断再适应的推进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绝不会只对某一两个民族保持密切关系,而是同时要与众多民族发生不同程度的依存制约关系。该文运用文化制衡理论对明清两朝苗疆边墙的修筑历史予以解读,阐述了湘西苗疆各民族之间冲突、调适、耦合的过程。苗疆边墙的修筑,虽然达到了“民”“苗”分而治之的目的,但并未物理隔绝“墙内”“墙外”的社会联系。各民族以墙为“介”,打破了族群壁垒,重构了苗疆社会秩序,最终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局面,成为中国民族地区民族和睦的典范。

清代“苗图”中的贵州民族乐器与乐舞民俗探析——以《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音乐图像学的引介和在国内音乐学界的推进,拓展了对民族音乐史及音乐文化的研究视角。不少研究由此以中国古金石器物、汉画像砖、绘画、碑刻等所涉音乐图像为对象,探索或复原了某些中华民族传统乐器、乐舞的演变历史。“苗图”或“百苗图”是清代出现的以贵州各民族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绘本,其生动、写实的图像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绘本中有不少为乐器、乐舞民俗的情景性画面,是音乐图像学难得的研究资料。基于此,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案例,尝试对“苗图”所涉清代贵州地区各民族乐器和乐舞民俗进行探析。研究样本显示,“苗图”以图绘及文字并说的方式,呈现了清代贵州地区民族乐器、乐舞在节日庆典、日常社交、丧葬祭祀等代表性民俗场景中的使用状态,留存了生动的“声音景观”,为民族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视性声音文化维度及其意义”,也为建构贵州乃至西南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变迁史,探讨各民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象而直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清代湘西苗疆“律”“例”贯通的实施成效研究

清代中央对湘西苗疆社会治理的法律准绳为“大清律”与“苗例”的共同参与和互动。“苗例”是“大清律”授权的结果,来自苗疆习惯但又有不同,这些苗疆习惯可理解为苗疆社会的本土文化。“苗例”的使用取决于执法者对苗疆社会特定事例的具体适用,其实施经历了国家主流文化的推广与“苗俗”本土化适用的互动过程,实质上是本土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

清至民国黔东南苗疆外来作物规模种植与乡民生活探析

有明以降,随着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苗疆经营的深入,诸多外来作物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实现规模种植,对乡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内容在地方志、乡土文献清水江文书中多有记载。外来作物在黔东南苗疆的种植不仅改变了该区的农业面貌,亦丰富了当地乡民的生活,展开其研究,对于认识人类与植物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苗青从少阳论治慢性咳嗽经验

介绍苗青主任医师从少阳论治慢性咳嗽的经验。认为慢性咳嗽的主要病机为邪郁少阳、枢机不利、肺失宣肃,根据少阳经的病理演变将少阳咳嗽分为血弱气尽、邪恋少阳,少阳郁勃、肺气失宣,少阳胆郁、痰气互结,气郁化火、冲金犯肺四种情况,治以和解少阳、宣肺止咳。

方法与路径: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实践与反思

清水江文书是随清代以来贵州"苗疆"区域开发过程中,在清水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出现并遗存下来的汉文民间文献。随着清雍正年间开辟"新疆",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流域经历了以木材种植采运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变,而清水江文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生动写照和真实记录。作为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清水江文书不仅对分析和研究清代以来贵州"苗疆"区域文化变迁极具史料价值,而且对于思考和探索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大有裨益。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清代西部开发的民间文本——建始龙氏族谱个案研究

根据雍正、同治、光绪三个版本的建始苗族龙氏族谱,结合方志、墓碑等其它地方史料,考证描述修谱的任务、作用和谱书所反映的苗族聚居区社会变化。在清代康熙以后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建始民间社会经历了从边缘进入主流的社会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组建家族社会、文化改造和形成民间社会精英并逐步转变成乡绅。

论清代贵州天柱民族地区田赋征收

由史志与天柱民间文书比较分析,天柱实行屯田、民田、苗田三套不同田赋定制;自明起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苗田采用以禾论稨(边)计税率的田赋科则。《三里均摊案》等文书一方面表明,乾隆元年(1736年)至八年(1743年)苗田赋税整理最后厘清了苗田税率通则,并实施到清末。同时《三里均摊案》还是贵州"摊丁入亩"赋役变革的直接见证。康熙到光绪朝,苗田田赋税率变化呈现各朝不同的短周期,总趋势是税额不断增长的长周期;若从横向方面看,无论是与同期全国平均情形、还是与本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税则比较,苗田真可谓"薄赋"。

明清以来苗族鼓舞文化的历史人类学透视

文章对苗族鼓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苗族木皮鼓由木鼓演变而来,在制作与使用苗鼓的过程中形成特定形态的鼓舞文化。苗族鼓舞历经春秋战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累积,到明清时期完整形成,清代以来苗族农闲时举办的五种典型鼓舞彰显了苗区闲暇文化生活形态,其象形动作在描绘苗民农耕生活情景同时又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展示了云贵高原及周边山地民族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苗族鼓舞文化作为民间传统文化,既来源于苗族家庭生活又成为苗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影响整个苗族社会生活。

清代苗族跨国迁徙路径考

明末清初,部分苗族开始外徙,进入今天东南亚的越南、老挝以及泰国等国家。苗族在清代的跨国迁徙过程中,最先进入的国家是越南,早中期主要从广西迁出,晚期则主要从云南迁出。进入越南的苗族,一部分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进入老挝北部地区。稍晚时期,也有苗族直接从中国进入老挝。从两个不同方向进入老挝的苗族,很快就遍布老挝的北部山区,并在19世纪晚期开始越过湄公河进入泰国北部地区。至清末,进入越南、老挝、泰国北部山区的苗族,已发展成为这些国家北部山区最为重要的族群之一。

乾嘉苗民起事之初清政府失利原因探析

乾嘉苗民起事中,清政府调动七省十八万兵力,花费巨额军费实施镇压平定了起事。然而,为什么起事初清政府在战场上处于失利状态,不能迅速蒇事?本文通过档案史料记载分析,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军队战斗力衰弱、调度指挥的慌乱,而且军队对战地环境、气候不适应,外部原因在于起事苗民以内部文化为基础形成牢固的组织力量。以史为鉴,必须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再谈王维提出的“天机清妙”

王维提出了一个关于山水审美活动中"天机清妙"的命题。这是他"自觉"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山水审美及文艺理论中最具价值却长期被忽略了的宝贵遗产之一。"天机"本指自然天性,源出《庄子》。其意蕴发展,到王维时代已大有内涵。王维之前或同时代,人们以"天机"一词加"骏利""俊发""畅""精"等词,言说审美和文学艺术思维活动中的精神状态、灵感才思之情形。王维则以"清妙"作为"天机"的最佳状态与品质。"清妙"是一个意蕴很丰厚且极具审美面向的词语。王维本人极具"天机清妙"的资质。

国家图书馆首任馆长缪荃孙及其学术贡献

今年是国家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成立105周年,也是首任馆长缪荃孙诞辰170周年,在风风雨雨中,国家图书馆走过了晚清,走过了民国,又走进了新中国,它几易其名,从古代藏书楼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我们回顾过往,不能忘怀缪荃孙在国家图书馆草创时期做出的贡献。

苗族学者龙绍讷之竹枝词与清代苗侗社会

在苗族学者龙绍讷主持编纂的黔东南苗族土司族谱《龙氏迪光录》中,有竹枝词11首,表现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反映风土民俗;一为反映官场腐败之现实;一为揭露人民疾苦。通过这11首竹枝词的解读,可以大致了解清代苗侗社会。

香火庙:诉讼与械斗——以晚清黄冈县个案为例

从庙宇的建立、神灵的选择等方面均可看出香火庙在两湖的家族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宗族争夺香火庙的过程中可见,在地域社会中人们为各自利益而争斗不休,从而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

苗疆义学与清王朝经营西南

随着统治势力的加强,清统治者着力开拓的"苗疆"主体,相对于明来说,向西南腹地推进更深,苗疆主体在明为湖南湘西,而在清,主体所指越过湖南湘西,延伸至贵州。清王朝在苗疆大力发展义学,其目的一是"振兴文教",实行基础教育,使苗疆地区与中原"一道同风",推行所谓的"教化"政策;二是开科举之门,准予苗疆士子、苗生"一体应试",并利用"田字号"边额制度,保证一定名额的苗族知识精英层进入中原王朝的官僚系统,借此沟通苗疆与整个国家管理体制的联系,加强对西南腹地的经营。

明清统治者对湘黔边苗民的政策及其影响

明清统治者对湘黔边苗民实行的治苗政策 ,不仅破坏了苗区的生产力 ,而且阻碍了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积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