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语东部方言“非叠音状词”问题讨论

非叠音状词,是状词的一个种类,由两个声、韵、调完全不同的音节连在一起组成,是结构稳定和功能明确的固定语词。大多数学者认为,苗语东部方言存在非叠音状词,这一观点可能有一定的瑕疵,因为其所列举的非叠音状词,多数是由一个单音节拟声词与一个无语义的词前缀组合而成,少量由两个声、韵、调不同的拟声词组合而成,这些语词的结构都存在不稳定性。而苗语东部方言不存在结构固定的单词意义上的非叠音状词,但存在一些以某个拟声词为核心的结构不太稳定的同义非叠音状词丛。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探讨。

六代苗族制笙家族传统技艺的田野考察与多重文化身份研究(上)——以滇东北次方言苗族王氏家族的芦笙制作为研究对象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民间艺人王杰锋的苗族传统芦笙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氏家族的芦笙制作,到王杰锋之子王爱华这一辈人,已经传承了六代。王氏独到的簧片改良、牢固的树皮箍、自然衔接不漏气的穿管技术等,使其制作的芦笙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认可。王氏以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六个声调为标准,以本支系的语言发音为参照而制作的传统六管芦笙,既传承了苗族人的传统文化,又满足了本支系的传统民俗仪式和日常生活需求。芦笙的制作并非易事,它要求制作者必须掌握相关的木匠、铁匠等各种技能,同时还要具备相关的语言、音律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芦笙制作者。王氏家族制作苗族芦笙的技艺受到苗族民众的尊重,他们制作的苗族芦笙也得到苗族民众的普遍认可。

鸭绒苗语中古苗语鼻音韵类的反映形式

古苗语鼻音韵类在现代苗语各方言中的反映形式具有一定的共性和特性。鸭绒苗语中古鼻音韵类的演变主要受到声母制约,有的还会受到声调的制约,调类的阴阳分化、声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同都会使韵母演变和分化。对比其他苗语方言,古鼻音韵类在鸭绒苗语中的反映形式趋向于鼻韵尾脱落,会导致一些韵类发生合并,看起来韵母简化了,但因声母和声调的制约韵母又会发生分化,所以苗语韵母对应关系较为复杂。

湘桂边苗族汉话持续标记的来源及其类型学价值——兼论结果体、完结体的语法化双路径

湘桂边苗族汉话6个持续标记均在共时层面保留着结果体和完成体用法,成为一组集中展示“不完全”语法化双路径的标记系列,为结果成分同时向完成体和持续体发展保存了演变链,也进一步映证了语法化双路径具有较普遍的类型学意义。“起”的演化模式展示了完结体形成语法化双路径的可能性,对完结体的经典演化路径具有一定补充作用。

湘桂边苗族汉话的完整体标记及其来源探析

湘桂边苗族汉话动词后虚化成分“呱”“哇”“咧”在性质上存在“结果补语—动相补语—体助词”的连续统。各苗族汉话点核心完整体标记在语法化程度上内部一致性较强,从句法适配度、使用强制性和能否用于无界事件等角度看,苗族汉话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呱”“哇”“咧”的语法化程度明显高于湘语的“咖”,接近于普通话的词尾“了”。从来源看,关峡、兰蓉点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均用“呱”,是借用或转用老湘语体标记的结果。伟江点的“哇”与“呱”同源,是“呱”语音弱化、声母脱落的结果,可从语音演变及移民史两方面得到证实。车田点核心完整体标记“咧”可能来自西南官话的“了”,亦可能来自苗语底层从位移动词演化为完成体助词的“lɛ^(24)”。

绥宁关峡苗族平话指示词三分及其在进行体中的表征

绥宁关峡苗族平话指示词系统呈现出“近-中-远”的三分格局。其指示词三分的强弱倾向在不同语义范畴中存在以下等级序列:空间>时间>方式>性状、程度,指示词三分带来了更为细分多样的进行体表达形式。通过与湘西南的湘语、赣语、湘南土话等汉语方言及苗语指示词系统的比较分析,可发现该语言区域指示词的一些共性,并据此推论关峡苗族平话的指示词系统是青衣苗人转用或借用该区域汉语方言指示词的结果,而非苗语底层指示词的遗留。

论黔东苗语的领属结构

考察黔东苗语的领属结构当从其结构特征、语义关系和语法功能着手。黔东苗语的领属范畴比较复杂,领属结构有粘着型、嵌入型和分裂型3个类型,句式基本为“领有者(+标记)+所属者”格式,有的领属结构与生命度有紧密联系。领属标记有“tsε35(家)”“paη31(的)”和量词。人称代词具有领属功能,其声调等发生变化;量词除了有量词功能外,也具有领属功能。专有人名后跟名词时,具有领属功能。

铜鼓苗语疑问句的语音表达方式

黔东铜鼓苗用语音形式表达疑问的手段极其丰富,疑问词与语调的搭配、语调与韵母的组合、语调与声调的搭配、陈述句句末音节的变调等语音表达方式颇具特色,是铜鼓苗语语音形式表达疑问句的主要特征。这些语音形式的组合规律极为复杂,是构成疑问标记的主要成分,其中语调、韵母构成的音节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疑问句的类型。

黔东苗语k■au^(13)及其与■ε^(13)、■au^(13)的比较研究

黔东苗语动词k■au^(13)的语法意义丰富,具有许多的动词义项,有进一步向介词发展的趋势,处于动介词阶段;还具有构词的功能,可受状词的修饰。其与动词■ε^(13)的关系较为复杂,两者作动介词,含义为“被....”义,但它们所受的主语、宾语的限制却不同。通过比较研究,认为■ε^(13)是苗语更为古老的原始固有词,随着语言的发展,苗语k■au^(13)的“被动”义是后起的创新词。而判断动词■au^(13)的用法相对单一,没有构成功能,不受状词修饰,但其语法化程度却相对较高,已向情态功能、假设功能的方向发展。

民族音乐学视域下苗族诗班合唱音准探究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云南基督教的唱诗班,由当地教会里的苗族信众组成,一般是信众中歌唱能力较好的一群人,他们主要是负责教会礼拜日的唱诗及带领其他信众敬拜。唱诗班的唱诗,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唱的形式,主要为多声部合唱。合唱既有独立的横向旋律运动,又要构成纵向的整体和声效果。要做到整体的和谐,音准是其核心关键,各个声部间除了唱准自己的音高,还要与其他声部融合,构成和谐的音程关系。云南当地的信众在经过认真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很快熟悉并掌握了这种外来的、陌生的多声部歌唱形式。基督教音乐属欧洲十二平均律系列,与云南当地苗族传统民歌的五声音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信众们对音准的把握。笔者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地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教会唱诗班的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从心理、文化、习俗及语言等方面,探究唱诗班合唱音准的原因,以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油全苗语声调系统研究

本文主要考察了贵州望谟县乐旺镇大湾村油全苗语的声调系统,油全苗语属于苗语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有九个调类十四种调型,声调的发声态有人际差异。次清分调是油全苗语的一大特征,次清分调的原因是气化导致基频降低,使得次清调脱离全清调。此外,油全苗语次清调在经历次清化浊后,又朝着浊音清化的方向发展。

苗族刺绣图案中蕴含的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法

结合刺绣作品予以研究,通过对苗绣作品的图案形象、构图、色彩及表达的内容涵义的探析,提出了苗绣艺术中运用动与静、形与神、虚与实这3组具有辩证关系的美学表现手法营造出具有动感与张力的和谐之美,揭示出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法的运用对苗族刺绣装饰效果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中蕴含的辩证思想及表现手法可应用、转化为符合现代环境的设计语言、设计方法。

黔东方言苗语土语划分问题的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苗语调查研究中所形成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划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定性,每个方言内土语的划定也各说不一。通过对苗语黔东方言各个土语的语音进行调查比较后认为,苗语黔东方言应当划分为七个土语。就苗语的这些土语划分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应当划定成这些不同土语的理论依据,各语音点的声韵母差异与对应说明了这些土语之间的同源性,而语音的分化则反映了不同区域形成土语的演变过程。

湘西矮寨苗语四音格词研究

矮寨苗语四音格词的特征是:在语音上以重叠和二、四音节声调的搭配来体现韵律和谐;在结构上注重并列对称;在语义上突出概括、增量;在语法功能上多受限制,一般不带修饰语和宾语,也不做修饰语。矮寨苗语四音格词的形成机制主要遵循相似、对称、羡余、类推等原则。矮寨苗语四音格词受汉语的强烈影响,其特点和使用向与汉语趋同的方向演变。

黔东苗语指示词系统

黔东苗语指示词分为定指指示词和疑问指示词。定指指示词分“近指”noη~3(这)、“对指”nen^3(那)、“中指”moη~3(那)、“远指”ε~1(那)和“非呈现指”i^3(那);疑问指示词只有一个tei^6(哪,何)。

苗语三大方言共同造词心理例举

苗语是一种方言、次方言、土语极其复杂的语言。三大方言在语音、词汇上差别较大。虽然如此,通过认真比较可以发现,三大方言有共同的造词心理结构。通过列举并简析部分词语,试析苗语三大方言共同造词心理。

客家话的“(女哀)姐"及与其相关的同源词

《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娭毑”是汉语方言,它有两个意义:一是指称祖母;一是尊称老年妇女。综合各地汉语方言以及苗、瑶、畲、壮侗语的情况来看,“娭毑”有如下几种意义:称呼母亲;称呼祖母;称呼外祖母;对祖母辈的妇女的尊称;族人对外婆的尊称。“娭毑”主要在湘方言中使用;“(女哀)姐”主要在客家话中使用。就“娭毑”、“(女哀)姐”和“依呀”而言,至少可以说客家方言与湘方言、畲语、苗语、瑶语、壮侗语同源。

语义图视角下广西车田苗族“人话”“是”的多功能性研究

车田苗族“人话”的“是”除可以用作常见的判断动词、“合适”义动词、“凡是”义动词、“确认”义动词和焦点标记外,还具有处所动词、空间介词、时间介词、范围介词、进行体标记、程度副词等特色功能。“是”作程度副词的用法,十分罕见,经历了“判断>确认>程度”的演化路径。从“有是在”表基本概念的分类来看,车田苗族“人话”是一种“有2是2”型语言。

苗族“呼清”的结构剖析——以湘西方言苗族为例

"呼清"是湘西方言苗语Fud nqind之译音,意为盟誓歃血,它是湘西方言区苗族村落社区普遍共享的约束系统。这一约束系统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并对苗族村落社区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从其运作程序本身来看,"呼清"约束力的生成、传递、强化与嬗变,其实是由其独特内部结构决定的,因而对这一约束系统所具有的"力"的属性的诠释,理当从其结构分析着手。

苗族原生宗教“呼清(Fud nqind)”参与构建社区秩序的案例解析——以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鸡爪村苗族原生宗教“呼清”为例

湘西方言区苗族原生宗教——"呼清"①(Fudnqind)所产生的强大约束力,与构建、强化村落社区秩序有着难以割断的逻辑关联。这种关联归因于苗族信仰体系中对"人不见天眼见,人不罚鬼神罚"报应规律的确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集体意识"在苗族村落社区的长期"驻留"。以鸡爪村苗族"呼清"为个案,揭示这种力量因素的生成基础与生效逻辑,以及合理利用这种力量资源对"低成本"构建和谐苗族村落社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