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海南黎族苗族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措施研究

海南全岛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黎族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以经济-文化为主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由初期农耕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化,使得其农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基础设施迅速改进、教育文化水平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迅速地拉近了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并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措施,既符合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又充分联系了黎族苗族地区的实际,因而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益,其亦给当今推动海南黎族苗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信仰的延伸与嬗变——榕江苗族蜡染鸟纹的设计观念与艺术风格

蜡染鸟纹作为榕江苗族图腾信仰有形表达的群体无意识原型,在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公共性和传承性。由于鸟纹具有恒定而准确的方向性和引导性,榕江苗族在设计蜡染纹样时,多以鸟为常规化题材,以风格化蜡染鸟纹造型为基础,对鸟的造型进行改造或结构重组,将一个有限的原型发展出多个主题及无限多的形态,以凸显特定群体的共同特征,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基于榕江苗族蜡染鸟纹设计观念,分析以图腾信仰为原型的鸟纹在群体构建过程中深层内核的稳定性,及对群体独特性与群体认同构建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影响。

苗族习惯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当代价值

苗族传统文化长期积累的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治理价值和纠纷诉解工具价值,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的精神理念,包含有培育温情家庭邻里社会的伦理基础,补缺国家刚性司法不足的柔性调适作用,塑造个人人格行为模式的文化功能,促进民主和谐共生社会关系生成的社会机制。从价值分析的角度,许多价值对当下化解家庭邻里等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推动社会协调有机运行具有积极的价值,应当加以利用,与国家司法诉解纠纷互促互进,融通协调运行。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利用议榔、贾理、理老断案习惯,应当发挥好习惯的文化教育引导作用,为法治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伦理基础,用好习惯在法治留给社会自治空间中的规范调节作用,规避习惯的消极因素,使其在法治的引导下与时俱进。

非遗语境中的文化内涵“深描”:苗族“祭鼓”仪式活动的古经辞语汇释译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民族性是文化民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会通过语言的积淀得到反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解读,同样离不开从民族语言入手进行“深描”式的科学阐释。关于苗族“鼓藏节”的调查与研究,这是一项以“祭鼓”作为民族关键符号的祭祀祖先神灵活动,同时也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鼓藏节”的“祭鼓”活动中,其内容通过古经辞的丰富语汇得到呈现,而“祭鼓”仪式活动的古经辞语汇释译,不但是研究这一节日文化“深描”的基础,也是从“指称论”的语言哲学理论视角出发,准确地理解和解读苗族文化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海南苗族女性服饰的“短缺”设计特色及变迁分析

海南苗族女性的传统服饰是我国苗族女性服饰中的一种独立类型,但外界对其服饰的设计特色知之甚少。由研究可知,海南苗族女性的传统服饰具有突出的“短缺”设计特征,主要表现在上衣的前襟左长右短、蜡染裙的门襟开敞暴露等方面,但又通过上衣和下裙相互取长补短的配套设计弥补了这种“短缺”。海南苗族女性服饰具有半遮半露的独特风格,是适应海南苗族独特的地理居住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同时,针对因这种“短缺”设计而引起的当代海南苗族女性传统服装样式的变迁现象,从非遗传承活态流变性规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基于贵州苗族文化背景下地域化建筑设计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建筑出现了趋同性。以贵州苗族建筑项目案例分析着手,通过对苗族居住环境、民居建筑、银饰、服饰、音乐和装饰等文化元素的提取和应用,得出地域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设计表达方式,为贵州今后的苗族地域化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湖南苗族服饰结构造型的比较分析与解剖

通过比对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前后的湖南苗族服饰的演变,揭示了其在材质、装饰手法和社会文化寓意等方面的发展。文章系统梳理了湖南苗族男女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特色、材料质地和装饰风格,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强调了苗族服饰在汉化趋势下如何灵活适应并融入新元素,同时保持和发展传统特质。文章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地域男性和女性服饰的特点,全面展示了湖南苗族服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地域特色和时代变迁对服饰风格的影响,反映了苗族服饰在社会变迁与文化交流中的灵活适应性,以及其作为族群身份和文化标识的重要意义。

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雷山县三个苗族村落为例

探索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有综合利益、社会力量、理性权衡、情感联结、道德规范、政策支持和感知行为控制。综合利益、社会力量通过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理性权衡和情感联结间接影响其非遗责任行为,社会力量还通过道德规范间接作用于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非遗责任行为;政策支持是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强化因素,影响前置因素与非遗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研究结论不仅为旅游情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民族旅游地区引导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管理启示。

贵州苗族、水族红酸汤滋味与香气差异分析

为评价水族红酸汤的品质特征,以苗族红酸汤为参比,采用国标法、氨基酸分析法与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Headspace-Solid phase microextraction-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HS-SPME-GCMS)对苗族、水族红酸汤的理化成分、游离氨基酸及香气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族红酸汤的总酸、还原糖、脂肪和蛋白质等含量均高于苗族红酸汤;两种红酸汤中共检测出19种游离氨基酸,水族红酸汤中呈味氨基酸与总氨基酸含量是苗族红酸汤的2倍,其中丙氨酸和谷氨酸的滋味活度值(taste activity value,TAV)>1,是两种红酸汤的关键呈味氨基酸;在红酸汤中共检测出101种挥发性物质。利用正交偏最小二乘法(orthogonal least partial squares,OPLS-DA)的重要性变量投影(VIP)筛选出十六酸丙酯、4-乙基-2甲氧基苯酚、5-环己基-2戊酮、山梨酸等32个关键差异物。通过相对香气活性值(Relative odor activity value,ROAV)发现苗族红酸汤中酸味较水族红酸汤明显,水族红酸汤果香味特征较苗族红酸汤明显,两种红酸汤中脂香均由水杨酸甲酯提供,但主要呈酒香的挥发性物质不同,苗族红酸汤主要由乙醇提供,而水族红酸汤主要由4-乙基苯酚提供;感官评价显示,水族红酸汤的感官评分高于苗族酸汤。综上所述,水族红酸汤作为贵州红酸汤的一种,其品质和风味较优,具有很高的市场开发价值。

共同富裕目标下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出路——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案例,通过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剖析郎德苗寨旅游参与“工分制”的起源、长存逻辑以及未来变革方向,引申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富逻辑与出路。结果表明:郎德苗寨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基础形塑了“工分制”,而历史关键节点决定为何选择了“工分制”。保障居民参与权的“工分制”难以规避“偷懒”而被诟病,却在郎德苗寨延存至今,是回报递增强化了“工分制”的制度惯性,且作为社区制度中的一部分,“工分制”又镶嵌在制度网络结构中形成关联依赖,产生体制锁定,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工分制”得以长存。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工分制”本身是有效率的,只是社区内部群体分化与外部环境变迁加剧了路径偏离,制度变迁更倾向于选择坚持村寨传统价值理念的共同富裕路径。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一个共生理论的应用研究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国家发展核心议程,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框架,探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旅游如何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创新赋能效果。文章通过分析民族文化与旅游业间的共生发展模式,不仅分析了资源共享、文化传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互动,还展示了这种模式如何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的活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显著提升了当地经济,还有效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为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旅游赋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同时也证实了共生理论在推动地区经济与文化和谐发展中的重要应用价值。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共生理论应用于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互利共生关系中,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策略。

湖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

湖南民族村落的文化空间是村民生活的载体和精神的寄托,现面临着风貌较差、活力不足及社会参与弱化的问题,亟需实现保护和传承。文章针对景观、苗绣等不同形式的文化空间提出针对性的原则与策略,旨在为民族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从特征辨识到图像生成:基于AIGC范式的苗族服饰设计

苗族服饰是中国民族服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商品化发展中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但产品同质化现象将阻碍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发展为传统服饰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文章基于苗族服饰现代化的需要,通过搭建多模型组合流程,为苗族服饰成衣化设计提供灵感样本。实验结果表明,以服饰辨识性为基础,采用Lora训练方式,仅需少量样本即可实现苗族服饰特征在Stable Diffusion生成内容中的迁移。将深度学习引入非遗服饰现代化的进程中,旨在助力非遗服饰朝着成衣化、多样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以数字化方式推动民族服饰转型升级。

旅游驱动下传统民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化特征与机理研究——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的案例

文化景观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形式,旅游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域文化景观的演化。以大规模旅游活动为主导动因,运用实地调查和参与式制图法,对贵州西江苗寨文化景观演化特征与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西江苗寨物质文化景观整体演化强度较高,呈现出聚落协调扩张、土地利用破碎化,民居景观服务化,服饰景观展演化特征。②非物质文化景观整体演化程度较低,呈现出饮食文化景观再地方化,制度文化景观外显化,语言文化景观稳固化,歌舞节庆文化景观他娱化特征。③西江苗寨文化景观演化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者通过旅游凝视与主客互动引导村寨文化景观的演化,政府和旅游经营者通过权力调配和资本的介入对村寨文化景观的演化进行规训与筛选,村寨居民通过社区参与对村寨文化景观进行叙事与重构。

贵州苗族传统文化造物的童帽艺术研究

苗族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着生活中造物。文章以贵州黔东南苗族村落为调研对象,了解苗族文化中不仅有着繁衍生命、多子多孙的生殖崇拜,更有着重视佑护子孙长大成人的美好寓意。庇护幼童的文化行为主要表现为民风民俗的造物行为。这类造物行为主要涉及服饰、器具等方面,以此形成苗族文化造物的多个类型。内容以苗族宗教信仰为线索,一是阐述苗族“佑子观”的形成及三种主要的传统造物类型;二是以苗族孩童头帽作为样本对象,寻访民间制作人,并通过图纹、材料、形制、刺绣针法等分析头帽的传统制作工艺;三是表明苗族“佑子观”的深层意蕴下现今苗族孩童童帽的概貌。

织物属性对民族传统女性上衣结构与工艺影响研究——以苗族织物与布依族织物为例

织、染、绣是贵州民族服饰主要的工艺手段,目前对于三者从属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以贵州丹寨排倒莫式苗族女装上衣亮布织物和贵州镇宁石头寨式布依族女装上衣土布织物为研究样本,通过梳理织物的纱线、辅助材料、织造技艺、后整理方式归纳织物属性,并从排料实验、刺绣工艺、蜡染技法、织锦方式四个维度,解读织物属性对女性上衣结构与工艺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梳理“服以织物为基石”的造物思想,探索非遗活化传承背景下民族造物技艺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路径。

湘黔交界区苗族传统民居平面类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文章以湘黔交界区内苗族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调查和实地测绘,以堂屋空间形态及堂室组合关系为依据进行平面类型划分,揭示苗族传统民居对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性表达。进一步分析了苗族传统民居的接地方式、祭祀空间、火塘间等造成民居平面类型差异的因子特征及作用机制,以期维持民族建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为乡村新民居的建设集聚能量。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困囿与纾解——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中心

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可以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分析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价值,总结出当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业高质量融合的困囿,提出以下纾解之道:合理开发与利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增强创新驱动力;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完善品牌传播系统;引入和培育体旅复合型人才,推进人才建设。旨在带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经济的增长,对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民族手工艺产品的技术适应与文化选择——以马安村苗族服饰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化转型,持续改变着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民众本位的视角出发,以马安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采用参与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搜集资料并对服饰产业化转型后地方民众的文化选择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民族手工艺与技术结合的生产过程是乡村文化或民族文化与当代都市化、商品化社会的一种“共创”方式。民族手工艺的技术适应是多民族智慧结晶的体现,其文化选择的共享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地方民众适应现代技术世界加以自我调适的文化自觉行为,在激活乡村文化内在价值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选择。

“非遗”视域下湘西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路径研究

湘西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湘西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从原始的手工劳作到现代化的机械生产,在传承和发展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在传承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传统手工劳作方式正在被机械生产所替代,传统工艺中的人才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研究其在传承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