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贵州苗族文化背景下地域化建筑设计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建筑出现了趋同性。以贵州苗族建筑项目案例分析着手,通过对苗族居住环境、民居建筑、银饰、服饰、音乐和装饰等文化元素的提取和应用,得出地域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设计表达方式,为贵州今后的苗族地域化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出路——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案例,通过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剖析郎德苗寨旅游参与“工分制”的起源、长存逻辑以及未来变革方向,引申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富逻辑与出路。结果表明:郎德苗寨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基础形塑了“工分制”,而历史关键节点决定为何选择了“工分制”。保障居民参与权的“工分制”难以规避“偷懒”而被诟病,却在郎德苗寨延存至今,是回报递增强化了“工分制”的制度惯性,且作为社区制度中的一部分,“工分制”又镶嵌在制度网络结构中形成关联依赖,产生体制锁定,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工分制”得以长存。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工分制”本身是有效率的,只是社区内部群体分化与外部环境变迁加剧了路径偏离,制度变迁更倾向于选择坚持村寨传统价值理念的共同富裕路径。

贵州苗族传统文化造物的童帽艺术研究

苗族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着生活中造物。文章以贵州黔东南苗族村落为调研对象,了解苗族文化中不仅有着繁衍生命、多子多孙的生殖崇拜,更有着重视佑护子孙长大成人的美好寓意。庇护幼童的文化行为主要表现为民风民俗的造物行为。这类造物行为主要涉及服饰、器具等方面,以此形成苗族文化造物的多个类型。内容以苗族宗教信仰为线索,一是阐述苗族“佑子观”的形成及三种主要的传统造物类型;二是以苗族孩童头帽作为样本对象,寻访民间制作人,并通过图纹、材料、形制、刺绣针法等分析头帽的传统制作工艺;三是表明苗族“佑子观”的深层意蕴下现今苗族孩童童帽的概貌。

湘黔交界区苗族传统民居平面类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文章以湘黔交界区内苗族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调查和实地测绘,以堂屋空间形态及堂室组合关系为依据进行平面类型划分,揭示苗族传统民居对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性表达。进一步分析了苗族传统民居的接地方式、祭祀空间、火塘间等造成民居平面类型差异的因子特征及作用机制,以期维持民族建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为乡村新民居的建设集聚能量。

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研究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由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制定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规则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可以视同为习惯法。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带有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农耕崇拜等意识;体育活动场地、器材受到习惯法的保护;体育活动中恪守禁忌,活动时间因应时节,参加者受资格限制,活动过程遵从秩序,民间自治组织和村寨头人具有组织权责,获胜者享有特殊权利,体育传承遵循成规。

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

跨地方对话是地方内外系统交流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是理解地方意义的重要视角,对地方的建构和再造有独特作用。贵州石门坎大花苗(族)借助基督教会的进入,启动跨地方对话,通过西方生产技术和处世价值观的吸收及民族文化符号的重构,实现民族认同的重生,达成了民族崛起。大花苗(族)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地方话语权的获得及主体地位的体现,促使其民族"自我赋权",实现地方意义的重塑。以贵州石门坎为案例,结合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跨地方对话对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意义重构的作用,以期丰富跨地方的学术研究内涵、启迪少数民族文化觉醒,有助于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并应对越加剧烈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贵州彝族白族6对遗传性状的调查分析

目的探讨贵州彝族、白族部分遗传性状分布及其特征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群体遗传学公认方法,调查了879人(彝族472人,白族407人)6对性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结果贵州彝族前额发际、发质、眼睑、睫毛、耵聍和达尔文结节显性性状出现率分别为20.6%、34.3%、74.4%、76.3%、25.4%和60.8%;白族则分别为17.2%、39.3%、64.9%、86.2%、15.5%和66.8%。两民族眼睑、睫毛和耵聍3对性状均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性别间发质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彝族男女间耵聍和达尔文结节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贵州两民族群体多为非尖型前额发际、软性发质、双眼皮、长睫毛、干型耵聍和有达尔文结节,6项群体遗传学特征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贵州3个地域苗族人群mtDNA 9bp序列缺失频率

目的分析贵州3个地域苗族人群线粒体DNA COⅡ/t RNALys基因间小非编码V区串联重复序列9bp缺失频率。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聚丙烯酰胺凝胶法(PCR-PAGE)及DNA序列分析法进行检测。结果从江岜沙、黔西沙井、威宁龙街等3个地域苗族人群缺失频率分别为19.15%(9/47)、42.5%(17/40)和29.55%(13/43);岜沙苗族人群与沙井苗族人群9bp缺失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3个地域苗族人群mtDNA 9bp缺失基因频率较高,不同地域苗族人群间缺失频率有一定差异。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

近年来,旅游业的起飞和大量劳动力的外流给贵州西江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外来文化。如何使村民既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有效吸收外来文化,礼俗与法理得到互补与融合,促进当地稳定与发展,值得我们探讨。

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及动力探析--以贵州苗族节日为例

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本文通过对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考察,揭示出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是以三种具体路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转型的深层动因。文章认为,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交织作用,是传统节日符号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

试论黔东南苗族鼓舞文化的体育功能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有着丰厚的苗族鼓舞文化,极具地方民族特色。笔者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视角对黔东南具有代表性的木鼓舞、铜鼓舞和踩鼓舞的体育功能进行研究;对苗族鼓舞的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大众广适、社交等功能做了详细的分析探讨。

活在传媒时代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2012年初流传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口传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卷)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为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和参加唱诵《亚鲁王》送灵仪式,理解参与者如何在言语交流中共同完成意义的生成和情感的传递,体会仪式中过去与现实的"共在"、神话岁月与传媒时代的无缝衔接。《亚鲁王》既是苗民的"圣经",又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和"族系家谱",对其整理发掘研究,将会对中国史诗学甚至国际史诗学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学理思考。

贵州黔东南苗族堆绣工艺调研

堆绣是流行于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苗族村寨的苗绣工艺之一,目前缺乏研究和保护。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堆绣工艺进行探究,着重调研堆绣制作的材料,研究和归纳多种堆绣制作单位元素、堆绣图案的多种堆叠方法、堆绣制作的钉线固定方法,以及不同堆绣图案在不同地区的工艺变化和工艺流程;对比分析黔东南苗族堆绣工艺的演变和发展,特别是商品化过程中,堆绣材料、尺寸、图案、颜色、制作工艺的变化。

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

习惯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是国际研究的热点议题.本文对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四个苗族村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习惯法进行了田野调查,对集体林和私有林进行了样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苗族村规民约对当地的山林树木、动植物资源、稻田和农作物的保护与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山林火灾防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差异与互补分析,本文建议采取国家法与习惯法相互融合和协调的方式,促进苗族习惯法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以此促进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黔东南苗侗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探讨少数民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黔东南地区苗侗族妇女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研究发现:黔东南苗侗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妇女参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起到了教育、凝聚、调适等社会作用,对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路径依赖视角下他组织参与民族经济发展的路径创造——基于贵州郎德上寨旅游扶贫个案

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为了探析路径依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贵州郎德上寨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分析该村寨非正式制度特征及他组织演化,提出了他组织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路径构想。结果表明:郎德上寨旅游发展模式深受历史制度的影响。安全与团结、公平与效率等因素是该村寨旅游社区管理的优先考虑因素,但这也导致村寨经济陷入路径锁定。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影响下,当地村民与他组织在共同经营村寨旅游时产生了分歧。他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时,应重视构建与自组织之间的“竞争-协同”机制,这是提升当地村民对政府旅游扶贫认同度及村寨旅游发展效率的可行路径。

基于黔东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探析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且自然景观优美。在全国具有战略性地位,应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提高区域收入水平,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及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意义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其特殊的自然社会条件,提出了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思路及对策。

岜沙苗族聚落及村寨建筑的地域适应性特征

苗族聚落及村寨建筑在我国传统聚落和建筑中独具特色,建造体系成熟,蕴含丰富的地域适应性营造技术和绿色经验,极具研究价值。以位于黔东南地区的岜沙苗寨为例,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俗文化等方面对岜沙苗族聚落及村寨建筑的地域适应性特征进行分析,以期对传统聚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以及对适应地域环境的现代绿色建筑的营造有所启示。

清水江流域杉木育苗、种植技术及其生态学意义

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培植的林木主要以杉木为主.清朝初期由于林业贸易的发展,该流域地区的杉木已经砍伐殆尽.当地各族人民根据我国传统的杉木栽培经验,系统的应用和发展了杉木"实生苗"栽培技术,开始大面积种植杉木,以满足市场对杉木的需求.以后这项技术传到湘西林区,通过长时期不同区域间各民族的技术交流,西南山区杉木种植技术日臻完备.杉木"实生苗"及种植技术与苗族、侗族传统农林知识运用有密切关系,并具有生态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