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he Author Really is Roland Barthes vs.Michel Foucault

Roland Barthes,the outstanding thinker as well as the semiologist of France,has left great contribution to us human beings.Hi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made a strong,polemical argument against the centrality of the figure of the author in literary study.It states that the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are meaningles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text.Michel Foucault,the famous French philosopher and the historian in the ideology field,in his What is An Author,shows the idea of the author,as a timeless,irreducible category,is,rather,a "function" of discourse which has change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The author means quite different in their ideas.But what the author really is?

葛兰西与福柯:两种治理观的比较

关于治理,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家葛兰西与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之间内在地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关系。前者总体上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治理理论,后者倡导一种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理论。虽然同是基于权力分析来探讨治理问题,但葛兰西采取的是文化霸权的视角,而福柯采取的是生命权力的视角。对于治理的本质规定、权力基础、历史主体、未来图景等问题,他们的看法存在许多异同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问题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元面向,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对治理问题的认识、进而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权利与权力之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达成了法律或法律规定的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既是权力实践的合法性来源又是其目标和边界的“正统共识”。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课程中以治理术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对知识与权力之关系做了系统分析,展现了权力与权利、治理与法律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颠覆了上述共识。他在梳理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治理史的过程中,一方面论证了国家和个人的主权权利是在具体的权力机制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强调,从管治到纪律再到生命权力,治理术的构成和变迁是一个以不同方式对权利和法律进行殖民的过程,并且因知识的掩饰,这些殖民机制愈发隐蔽。在对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上述揭露后,福柯并不反对治理,只是反对过度治理,也不主张返回正统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而是强调建构“新的权利”。这一新权利就是“批判”,即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呈现理性是如何成为支配人的治理机制的。福柯的灵魂深处闪烁着积极的“怀旧”之光,公元前后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治理”与二战后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其光源。

以“福柯”作为方法:《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理念及反思

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史著述。西方现代思想的理性化体现在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现代性的历史观强调运用科学理性发现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家福柯反对“大写历史”的一元论、因果论与线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非理性化、非中心化、非精英化,其考古学方法呈现历史的偶然性。该书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福柯理论的影响,编撰者在异质性空间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完成对文学史“反主体”“反总体”“反连续”的书写,以谱系学方法探讨文学史的“来源”与“知识”,体现了深受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采用“星丛”式的编年体例,以时间序列构建历史脉络,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书写方法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具有文学史观念革命及其体例实验的价值,其历史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非对福柯理念的简单套用。

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

“微抵制”实践与主体性复归——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探析

“微抵制”实践是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重要内容,展现了权力机制下大众对强权的反抗,表征了大众的主体性觉醒以及对诗意生存情景的憧憬和追寻。“微抵制”实践借助“策略”与“战术”的矛盾关系而运行,大众采取“微抵制”战术,抗拒权力规制下的“策略”的束缚和限制,追寻瞬时自由和闲适生活,以此确证自我的生命意义和主体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显露了人的解放意蕴。当然,“微抵制”实践不同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微抵制”实践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民众的小规模、小范围的反抗,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着眼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强调阶级斗争运动,因此“微抵制”实践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局限性和乌托邦情结。

知识与权力:从福柯的观点看学科场域中的权力运作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改变了传统的知识/权力观,其微观规训权力与知识结盟,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权力关系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身体控制、空间分割、时间编排、介入、追踪、符号生产等技术支撑,使课程、教室、实验室等学科场域,成为"规训社会"的不同表达。

后结构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理论: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

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率先在法语世界崛起的一股学术思潮,亦是欧洲大陆哲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对二元对立的结构进行解构,揭示社会结构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二是认为身份认同不是先验的和僵化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定义与再生产的。从这两大基本观点出发,本文对两位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学者米歇尔·福柯与亨利·列斐伏尔的哲学理论进行评述与总结,提示后结构主义对空间科学的意义,认为后结构视角在空间科学之中的应用需要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空间观之上。

从“权力的技术”到“自我的技术”--福柯晚期“技术-伦理”思想研究

福柯早期思想从考古学和谱系学角度考察"权力技术"结构。晚期福柯思想经历了从"权力技术"到"自我技术"的过渡。通过强调和分析自我技术所代表的生命技术,挖掘技术中的伦理维度,福柯认为主体性和真理是通过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在实践行为中生成的,而不是一个预先给予的先验结构;借助于对"自我技术"的分析,福柯重建了被笛卡尔切断的真理和伦理的关系,从而得出技术本身就本质地内涵着真理、修习和伦理的结论。

“同性恋”概念再考察

通过对同性恋概念时代序列的回顾,指出同性恋概念是由其所处的时空所决定的。并借鉴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概念的处理方式得出结论:同性恋概念产生于与异性恋霸权的博弈,指的是围绕在同性性行为与性心理周边的一层可大可小的"光芒",而确定这个判断标准的却是掌握着话语权的异性恋的主流社会。

意识是“我能”——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探究

针对经验论把世界看做"意识的状态"从而低估了意识,而理智论则把世界解释为"状态的意识"从而高估了意识这一情况,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认为意识不是"我思"而是"我能",旨在超越经验论与理智论。梅洛-庞蒂的"我能"现象学直接影响了利科的"自身解释学"和福柯的"自身关切"的伦理学,在20世纪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

福柯的教师观

本文首先从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出发来理解他把规训时代的学校当作"监狱群岛"的论述,进而阐述他的规训时代的教师观:教师是整个社会规训机制的一个环节,也是规训机制的一个雇员,他处于监督和被监督的地位;教师的职能是对学生进行规训;教师进行规训的主要手段有空间分配、对活动的控制、创生的筹划和对力量的编排;教师进行规训的策略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

可疑的真理——福柯“谱系学”之评析

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的重要思想之一,“谱系学”理论对真理进行了解构,认为真理的被发明往往具有偶然性,背后是权力的运作,甚至是基于一种利益的盘算,因此任何真理都并非不可质疑。该理论在起点上就指出了真理的不可靠性,虽然被批评为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但“谱系学”对历史中的一致性、规律性持坚决的拒斥态度,强调了真理是没有规律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同时也颠覆了关于历史是线性进步的观念。这些观点对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权力——福柯权力观的视角

在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权力无疑是影响课程改革实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福柯运用其独特的权力分析方法,解构了既往的权力理论并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权力观。在现实课程改革权力场域中,教师的权力走入了陷阱。借用福柯的权力分析方法和权力观,课程改革的权力场域将得以重构。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权力的行使使得教师走出课程改革权力场域的陷阱。

规训与资本——福柯与布迪厄的权力观探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权力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与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与传统权力理论不同,福柯和布迪厄的权力观为我们提供了颇有洞见的备择理论。福柯提出一种现代微观权力观,他指出权力是“关系性”的策略,权力是“生产性”“规训性”的,权力无处不在,且权力与知识为合作共生之关系。布迪厄则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实践与象征权力的理论,把权力阐释为具有特殊积累法则、运行法则与转化法则的资本形式,并证明了在现代社会,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对立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力区分机制在发挥着作用。

福柯《词与物》中的“中国百科全书”

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中引述了博尔赫斯曾提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并由此开始了他全新的哲学思考。中国学者对此做了不少论述和阐释,但思考一般都是从中西差异的角度切入,对福柯持一种批评态度。比如认为福柯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忽略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可交流性,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视为西方的对立物,这是一种猎奇,是一种西方式虚构,甚至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本文就是对这些思考的再思考,通过对照博尔赫斯和福柯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考察我们国内流行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效。

米歇尔·福柯与现代史学思潮变化之渊源

在现代世界,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对当代史学的主导观念、书写内容和研究方法均有重要的影响。首先,福柯改变了近代历史学的主旨,摒弃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希图探究历史规律的所谓"大写的历史"。其次,福柯为"它者"写史,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中心转移到了边缘,譬如疯狂、疾病、身体、性等,引发了史学界的诸多新潮——医疗史、性别史、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等等。再次,福柯改造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指出史家不能仅仅依赖文献,而需要扩大史料的范围,将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能承载记忆的东西都包含进来。复次,福柯提倡用话语取代语言,提出"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概念来考察话语的构成和网络,直接导致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最后,福柯指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揭橥了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背后的权力架构和网络。

如何挽救“他者事业”——福柯和伯林非理性哲学批判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米歇尔·福柯和以赛亚·伯林处理癫狂、非理性、理性、消极自由、权力、强制等相似难题中表现的各自特点 ,说明当代思想家在反省自近代启蒙以来人类“他者事业”面临的艰难困境 ,进而讨论罗蒂、德里达、罗尔斯、德沃金等人在解答福柯—伯林难题时提供的不同解决方案 ,探讨在挽救“非理性”事业中采取与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性事业”

福柯论技术治理

从技术治理的视角看,福柯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一是区分技术、规训技术和人口技术等三种技治技术;二是“知识纪律化过程”;三是专家政治研究;四是技术反治理;五是作为反治理措施的自我技术。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具有反科学主义、历史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特征,对于研究技术的治理与反治理之间的平衡颇有启发。由于对技术的理解过于宽泛,福柯的批判显得有些混乱,尤其是他将局部反抗、生存美学和自我技术作为反抗的出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导致无法找到人类彻底解放的方向。

体育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福柯哲学思想及其反思意义

对福柯哲学思想的概述,寻求福柯思想与体育学研究之间的契合点,并深入探讨福柯哲学思想中规训、生肌权力、监控、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技术概念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及体育社会学学者在不同层面对福柯哲学思想的应用与发展。在反思的视角下,彰显了福柯哲学思想对体育社会学思想中的英美结构主义倾向的反思与国内体育社会学在引入、发展后现代思潮上所凸显的两种积极抑或消极的误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