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杂交与果树遗传的特殊性

在介绍近年来植物嫁接杂交研究新进展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嫁接杂交与果树遗传特殊性的关系。砧木中的遗传物质转移并整合到接穗生殖细胞和胚胎细胞的染色体组中,是杂种后代出现大量野生植株和果树遗传不遵守孟德尔定律的主要原因。还讨论了嫁接杂交在果树育种中的重要意义。

从嫁接到有性杂交——“达尔文主义”遗传育种理论的应用

"达尔文主义"的遗传育种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得到了极大范围的应用。早期比较活跃的是无性杂交——以嫁接的方法进行新品种选育,这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了实践。1956年前后,有性杂交特别是远缘杂交较为活跃。随后,一些农民参与到遗传育种的队伍中。本文着重讨论1949—1965年我国对"达尔文主义"遗传育种理论的理解及其与"米丘林学说"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总体而言,"达尔文主义"遗传选择理论对我国当时的遗传育种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

米丘林学说对现代资源生物育种的指导价值

在广泛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对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的主要内容、两种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争论焦点、争论过程、争论内容及教训、米丘林学说的成就、摩尔根遗传学对现代遗传学和育种科学的贡献与风险以及米丘林学说的现代价值等进行了概述,重点概述了它在生物育种方面的应用,以此说明米丘林学说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推广应用米丘林学说指导生物育种提供了理论支持。

1952—1956“创造性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普及的考察

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盘学苏"政策的影响,我国在发展生物学和农学方面,大力推广了苏联李森科推崇的"米丘林学说",即"创造性达尔文主义"。以往人们对李森科学说对我国生物学发展的危害有不少论述,但对其学说的根髓,即"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挖掘以及在我国的推广和危害深度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有鉴于此,本文集中考察1952年至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前,"创造性达尔文主义"以"达尔文主义"为载体在中国的普及,并对其出现原因以及对我国生物学发展史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国家权力如何介入学术——米丘林遗传学在新中国的兴起(1949-1952)

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演变是国家与学术之间关系的典型案例。以1949-1952年米丘林遗传学在新中国的兴起为分析对象,剖析国家权力介入学术的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构建一套新的科学评价体制,试图以科学的阶级性、唯物论、功利性和民族性等标准引导科学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通过拟定课程草案、邀请苏联专家访华改革遗传学学科。米丘林学派的中共接管干部除了依据新的科学评价标准大力宣传米丘林学说,批判经典遗传学说之外,还通过政治学习运动、课程改革、科研控制、学术交流控制等行动策略推进遗传学学科的激进式改革。接管干部在代理国家管控遗传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为消除影响,中央政府介入其中,但中央政府只是纠正了相关干部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犯的错误,但并未阻止米丘林学说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