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类标签与王朝拓边: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国家治理

聚焦明代川西北地区以族类标签为标识的社会分类,是考察王朝拓边进程的关键视角。15世纪时,明廷秉持羁縻导向的边关方略,对流行于川西北非汉社会的“大小”“牛羊”等二元族类标签之内涵缺乏了解。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明廷尝试重新诠释川西北非汉社会语境中的“黑—白”族类标签,但因国家力量渗透边地的程度有限,“黑—白”标签的本地意涵与明廷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共存。16世纪中后期,明廷的边地知识与地方社会实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王朝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整饬边地秩序后,“番—羌”族类标签逐步成为向化程度深浅的代名词。明代川西北诸种族类标签的内涵演化是“中心—外缘”互动在社会分类层面微观而鲜活的呈现。

论“三言”、“二拍”中主题物的书写

主题物是叙事文学中具有功能性作用的器物。在“三言”、“二拍”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叙事构造中,主题物扮演了重要角色。主题物是小说家借以统摄全书思想主旨,生发故事,控制叙事节奏,关涉时风的重要工具。“三言”、“二拍”的作者通过提炼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使之与小说人物、情节、主题等叙事结构紧密结合,进而反映明中叶社会风气。

从文征明的茶画中看明代中期江南文人茶壶的审美观念

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江南地区著名文人、画家、书法家,是此时期文人雅士的代表之一,他一生爱茶且留有大量描绘饮茶场景的绘画。画为心声,通过研究文征明画中茶壶形态、材质及其美学观念背后的文化思想,得出明中期文人茶壶呈现出清雅、素雅、简雅、典雅的造物审美观。

明中期婺学复兴运动的理论特质及其境遇

明中期理学思想固化日趋严重,工具化倾向明显,士人无心身心性命,竞相争名逐利,致使士风衰颓,学风浮躁。此时心学复兴,打破僵化学风的同时也带来虚静禅化的弊端。以章懋为代表的金华士人深感时弊以及婺学的衰歇,开展婺学复兴运动,以重塑婺州理学谱系意图复兴学脉,融合朱学道统思想与婺州史学、功业、文章等学术传统纠偏时弊,并以躬行修身干预士风学风。此次婺学复兴运动偏重躬行传道,对朱学的继承略显保守,以致持续时间短暂。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明中期金华府人才盛况,是婺学复兴运动最直接的成果。且在明代学术过渡时期承续朱学思想,成为对心学末流思想纠偏的先导,开启晚明实学思潮的先声,对认识明代哲学发展的连贯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南海伦氏家族与明中期制义风潮

南海伦氏家族科名兴盛,横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其中以伦文叙和伦以训的成就最高。伦氏家族精研理学,又与心学各派门人来往密切,学术思想受到心学影响,伦氏制义成为明代中期岭南心学与理学交融之体现。伦文叙制义简古朴素,体式正统,具有鲜明的成弘色彩;伦以训制义继承其父简练清贵、明白晓畅的风格,但结构多变、旁征博引,对四书五经的解释生动详尽,可见伦以训吸收了成化、弘治时期制义的质朴风格与正德、嘉靖时期制义的成熟体式及解经方法。伦文叙制义是明代第一次制义文体改革的重要范本,伦以训则在第二次制义文风变革中起助推作用。伦氏家族在明代制义发展史中具有特殊地位,伦文叙与伦以训都是岭南科举史的关键人物。

明中期辽东都司人口规模考述

关于明中期辽东都司地区人口规模,史家多采用《辽东志》和《全辽志》中约40万的记载,但经过对人口构成的分析,明中期辽东都司地区人口数额近70万,主要由官军、军下舍余、女性人口、徭役人口、寄籍户口及文武职官员人口构成。造成文献记载人口数额不足的原因在于文献中多记载丁口数额,而非人口数额。如此规模之人口成为辽东地区军政管理及开发的主力军,对辽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互证”:明中后期诗论与画论互动的一种文本样态

明中后期的诗论与画论中广泛存在将属于对方领域的元素相互征引的情况,呈现为一种“互证”的批评样态。这种批评样态,主要表现为地位互衬、风格比照、技法引用、范畴援用和典实互征等五种言说形式。集中体现了当时诗论与画论领域四个方面共同的性理论诉求,即追求作家主体性,创作态度上拒蹈袭、重师意,审美意境上崇尚含蓄清逸,强调人格与风格统一。至于具有的学术效应,则表现为标志着“诗画一律”观念进入理论批评层面的探讨、反映诗画交流环境的新发展、体现诗画审美理念趋向一致的发展、反映诗学与画学在各自体系上的发展、对清人产生影响。

明代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运用国家行政组织能力替代市场机制,从粮产相对丰裕地区漕运税粮,以保障京师粮食供给。地方漕粮征收一般需参考粮产多寡、水路交通等因素,但实际上存在水路交通不便或因改种经济作物而不产粮的州县承担漕粮的现象,这些州县因应市场的逐渐成长,采用征银买粮方式完成漕粮交兑。具体做法上,各州县有直接征银买粮交兑者,也有以物易银,再以银易粮交纳者。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主要由粮长、大户等基层管粮人员直接负责,歇家、牙行等中介力量也参与其中。尽管征银或易银买粮交兑也存在各种陋规,而且大多数州县未能演变为类似一条鞭法的国家层面的永折或至少是省级的统筹折银,但总体上降低了运输成本,因应了市场经济的成长,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王朝行政干预色彩最为浓厚的漕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市场机制。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

明代前期徽人,以歙、休两县为主,承继宋元商业传统,外出经商从不间断。其活动地域十分广泛,遍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主要经营盐、布、粮食、木、茶等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多能获利,有的成为一代富商,甚至数代相传而成商人家族。明代前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奠定明中叶徽商勃兴的基础。

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明代中叶乡约与社区治理——吉安府乡约的个案研究

明中叶以后乡约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吉安府的士绅们都寄望于通过乡约来建立和睦、融洽的乡里制度 ,并努力在地方倡导与实施。乡约的实行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能 。

土官纷争、边疆治理与社会变迁——以明代中期广西岑氏家族为中心

经过历代经营,岑氏家族于明代成了广西势力最大的土官世家。明代中期,广西岑氏土官家族纷争频繁,共爆发了四次大规模武装冲突。随着纷争的逐渐加剧,国家应对政策也随之不断转型,经历了以调停为主到剿抚并用,再到武力平叛,最后回到招抚的转变。土官频发的纷争和国家的治理对边疆社会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土司控制力的下降、土司权力格局的演变、土司社会的长期动荡以及经济发展迟滞等方面。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丘濬经世情怀与明中期社会变迁

丘濬经世理念是明中期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经济生活近代化的期待与传统社会范式的修正成为丘濬经世理念中颇具时代特征的两种价值倾向。丘濬经世理念也是15世纪后期儒学“治道”与“治法”有效整合的一种尝试，是儒学以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内容为参照的一次自我充实与发展。丘濬强烈的“立功”意愿是其经世理念激励的结果与表现，而壮志难酬之命途使丘溶之经世理念幻化为以“救时”为主旨、以诗文为载体的浓郁的经世情怀。

高拱军备边防建设及其历史地位

为了扭转明中期以来军备废弛的现状,适应明中期国防的实际需要,高拱改革军事体制,增加兵部官员,创设军事官员人才储备制度、特迁制度、边防官员休假和内迁制度等激励机制,同时强化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处之制等,使明中后期军备一度振兴,边防形势大为改观,其改革意义重大,在明代历史上举足轻重。

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

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呈现出诸多转向的迹象。面对如此巨大变动的挑战,势必引发生活在这一时代知识人的回应,甚至不乏惊诧之感,将诸如此类的变动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在正统人士看来,明代中晚期堪称"妖魔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却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风貌。

“定制”还是“内销”——论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主要消费群体

明代中前期青花瓷器大量出现在中东、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其特殊的造型、纹饰、工艺和色料曾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中东西亚等地的穆斯林商人从明代中国大量"定制"青花瓷器后运回国内。然而,明代御窑厂的设立、制度和使命,明青花的造型和纹饰,特别是明代"回回瓷器"的种类、样式以及作为核心装饰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都与"定制"说法难以吻合,它们都显示了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内销性质,其中以宫廷和皇室需求为主。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发展探析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在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棉纺织业、矿冶业等发展迅速，许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但从总体看，其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镇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城镇经济日渐发达，各地城乡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亦纷纷前来中原，从事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不断改变，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明中叶吴中“古文辞”运动简论

明中叶,吴中地区兴起了"古文辞"运动。吴中文人力倡"古文辞",推崇"古文",学习对象几乎囊括了以前所有朝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古文辞"为号召的这场运动一时席卷吴中,在此影响之下,吴中文人理论上强调古人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创作上继承古文尤其是吴中文学传统,同时他们厚古而不薄今,行文中也使用口语、俗语,对大众文化表示认同。"古文辞"运动成为明代"复古"潮流不可缺少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