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之际的复古诗人群体——以京江、吴中为中心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以京江、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规模较大的复古诗人群体。两个群体都服膺沈德潜复古诗学,反对袁枚性灵说的流弊。两个群体中的诗人交往密切,同声相应,通过诗酒文会等方式扩大声势,成为乾嘉复古诗坛的重要力量。他们又与沈德潜晚年弟子、格调派后期代表诗人王昶、王鸣盛等互相推重,有力促进了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彰显出沈德潜诗学影响力,也反映了乾嘉诗坛的复杂和多样。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吴蔡体”略论

金初词坛上的“吴蔡体”以吴激和蔡松年为代表,吴蔡二词皆清健骨力,属于豪放一脉。吴词“运化前人诗句”,以“哀惋清朗”的词风抒发“故国之慨”;蔡词则追和东坡,以“俊逸清旷”的词风表现身宠神辱而欲超尘脱俗的情思。吴蔡体分别以吴、蔡为核心,先后存在两个次群体;追源溯流则可将吴蔡体与苏轼、元好问视为一个泛词派,与苏辛词派一枝而二朵。吴蔡体不仅对金代词史的发展,甚至在中国词史的演变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吴梅村:清代诗坛第一家

吴梅村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是入清后的诗坛领袖。时局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衰亡激发了其愤怒之情,他以数量众多、艺术精工的七言歌行诗记述时事、反映社会,风格苍凉激越而缠绵哀婉,其诗歌被称为独步一代的"梅村体"而影响深远。

“事事无碍”、“文字禅”与释惠洪的诗风

华严四祖澄观创立的"四法界说"是华严宗法界观的典型表述,其中"事事无碍"处于最高法界。作为禅宗黄龙派真净克文禅师的弟子,释惠洪深受"事事无碍"说影响,同时又标举"文字禅"理论,使其诗不回避日常的饥餐困眠而平俗率易,不舍声色而"好为绮语"。在他人生困厄时,"事事无碍"给他以理念支撑,苏轼在禅与诗的融合上又为他提供了艺术实践的典范。释惠洪不单从禅宗那里有了精神慰藉,也在文艺上找到了精神家园。他虽然未能使佛教再度兴盛,却给诗与禅的结合,提供了又一有效途径,是对中国近古诗学的一个不小贡献。

论吴嘉纪诗歌的艺术特色

吴嘉纪的诗歌主要有苦吟诗、山水游历诗、送别寄怀诗等类型,其诗体形式丰富多样,并以一种"冰霜高洁,刻露清秀"的诗风自成一家。从诗歌的抒情艺术、语言艺术、表现艺术等方面进行探讨,归纳出吴嘉纪诗歌以凄冷为主调的多样化诗风。

论吴嘉纪诗的艺术风格

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诗歌具有独特风格,概括而言为古质、劲健、蕴藉三种特色。采用文本细读方法,对三种诗风的形成做具体分析。古质诗风主要表现为诗中多写苍老古旧之物和刻意学习汉魏诗风,吴嘉纪擅写汉魏古体,对汉魏诗歌元素、体式、表现手法多有借鉴,诗歌内容质实拙朴;劲健特色表现为诗中多刚健雄伟的形象、具有内在的雄健气势、情感激越和善于在变化中显示力度;蕴藉特色表现为诗篇表意往往曲折隐晦、具有多重意蕴以及善于留白。

“吴中诗风”与皎然“三格四品”说

“安史之乱”后,唐诗创作进入到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而在此时的江南吴中地区,却活跃者一批身份各异的诗人,他们以诙谐善辩、潇洒自适、放荡不羁的诗歌创作风格为当时笼罩在盛唐诗歌阴影下的中唐诗歌注入了一股新风,为大历、贞元后的中国诗歌指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径。皎然《诗式》中的“三格四品”说正是对“吴中诗风”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内涵和“吴中诗风”是紧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吴中诗风”,不能不对皎然的“三格四品”说作深入分析。

张正见、庾肩吾诗风比较

庾肩吾与张正见的诗无论是内容分类还是艺术表现方面均有相似的特点,但是,张正见诗与庾诗趋同于侧艳,而异于清旨,相似于绮丽,而多有宕逸,悲伤之情俱有之,庾氏的情怀体现薄弱而平浅,张正见的诗秋思愁怨、慷慨悲凉,多角度、多层面地体现出其丰富的情感意蕴。

论马祖禅对“吴中诗派”创作的影响

马祖禅对自性、自身感悟的独特性的强调,以及随时著衣吃饭,任心自由的破除修行方式,对"吴中诗派"产生了影响,促使其文学创作表现出重心性、重主体的倾向,内容也趋向日常化、游戏化,体现了向元和诗风转变的趋势。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