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唐《卢昂墓志》考释

河南洛阳市出土唐《卢昂墓志》为范阳卢氏世系和志主的仕宦经历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记载了安史之乱时志主襄助将军鲁炅保家卫国的壮举,以及为官期间泽被一方的政绩。《卢昂墓志》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共时资料。

探索文人文学传播意识,还原唐代文学传播生态——评黄俊杰《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

学者黄俊杰的著作《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打通了文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障碍,开辟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此书另辟蹊径,将唐代文人的文学传播意识作为研究选题,深入探讨唐代文学传播现象背后文人的明道、存史、弘文、诉请四种意识表征形态及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此书具有科学的研究理路,巧妙地将定量分析的统计学方法与传统的文献考证相结合,以“史”的研究目光观照并还原文学传播现象所隐藏的唐代文学生态与历史语境。

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

有两个因素导致了唐代南方山区居民的增加：逃户与北人南迁事件。唐前期，地主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及官府赋役的逐渐加重，均田制下的小农纷纷破产。尽管破产农民可以通过租佃土地或佣力谋生，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了逃亡，逃户问题遂成为唐代官府的一大难题。据冻国栋先生的研究，逃户的白热化是在高宗、武后以至玄宗时期，其基本流向是进入官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主要流往江南、山南、剑南乃至岭南一带，他们是唐代山区、丘陵地带及其它后进地区经济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典型的逃户例子莫过于武后时陈子昂所指出的剑南道东部的山林中，“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北人纷纷南迁进入长江流域。导致南方本就紧张的土地供应更形剧烈，而南迁北人所能娴熟应用的谋生技术是早地农耕技术，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寻找旱地的高潮。山区居民的增加。畲耕农业技术遂被规模性地在山区应用。唐人的诗文忠实地记下了这一历程。

李廉方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贡献

教育家李廉方(李步青)是清末民初教科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既是清末国外教材的引进者、使用者,又是民初新制教科书的编辑者、撰写者,还是早期国人自创课程教学法的实验者、开拓者。他编著的教科书和教师用书不局限于基础教育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师范教育的一些领域,对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子昂“兴寄”说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

千年来人们将陈子昂《修竹篇》诗序概括为"兴寄"说,认为这是一种"借复古以革新"的理论。其实,这段话只能概括为"道弊"说。陈子昂站在"风雅"之道的立场上指斥晋宋齐梁五百年文章"道弊",实质上是用诗歌政治工具否定诗歌的自觉发展,因此,"道弊"说是一种借复古以倒退复辟的理论。作为一种复古理论,陈子昂只是呼应了唐太宗的"怀古"说,生前没有产生影响,在其死后一百多年才由韩愈等人无限拔高奉为教主,并由此而导致唐诗乃至整个古典诗歌的衰亡。

王嗣奭“诗圣”说与晚明士人对杜甫诗歌伦理内涵的开掘

王嗣奭自觉以儒学价值观来审视和重估杜甫的地位,重塑其典范形象。在国势飘摇、世风日下的现实面前,王氏推崇杜甫,抉发、张扬"诗圣"的稷契之志、仁者情怀,实则是在表露一种道德伦理倾向,一种政治与人格追求,在为宣扬自己的经世之志做理论上、精神上的铺垫。事实上,王氏杜诗学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综观晚明时期的杜诗批评,承继宋代诗学批评取向,重道德伦理内涵的开掘蔚为气候。将杜诗放在现实需要下予以观照,将杜甫的经世精神推广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群体,进而解决现实中面临的种种危机,这是晚明诗学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该时期杜诗学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试析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态度问题

陈子昂既支持武则天的政治改革 ,又反对武则天的恐怖政治及佞佛靡财 ,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 。

秦汉儿童健康问题

秦汉时期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比较高,基于神秘主义信仰的民间礼俗,也导致“生子不举”和弃婴现象的频繁发生。从《日书》一类数术文献遗存中看到的对子女健康前景的关心,也反映了儿童健康问题是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的法律对残疾婴儿的生存权不予保护,体现了社会生命意识的觉醒尚在初步,但是同时也说明社会更为关注人口质量问题。“小儿医”的进步,也是中国传统医学迈上新的阶梯的学术迹象之一。

明清时期东江水域的蜑民

北宋时期,东江水系就有蜑民在此活跃,并被写入苏东坡的诗文。自明代始,蜑民开始被编入里甲体系进行管理。但由于受到里甲制度及蜑家里长的盘剥,导致大量的蜑民逃亡。其实从明中叶开始,蜑民的族群特征已经渐渐消亡,但仍然没有与编户齐民一同看待。在税收体制上,开始有专门交纳赋税的蜑户出现,这表明国家管理蜑民的方式在改变。

唐李昂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新近出土唐代李昂墓志,志主出自赵郡李氏,仕至仓部员外郎,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韦氏墓志。据墓志所记可考索仓外李昂的家世生平,结合相关出土文献又可了解其诗文成就。

朱泾:明清以来江南一个区域中心市镇的发展探析

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社会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朱泾镇依托其传统资源,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以苏州为中心的传统商品经济体系之下,融入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网络中,逐渐成长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朱泾镇的发展代表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一种成长模式,探讨其成长道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南市镇发展的理解。

论金代诗人周昂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

周昂把以意为主作为其诗学观念的基点,强调对诗歌艺术技巧的锤炼与诗歌宗法的正确选择,提出“巧拙相济”和“尊杜抑黄”的观点。故而,他的诗学观呈现出复杂丰富的内涵,并直指苏黄诗风在金代的流弊,对金代中期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现实批判意义。周昂的诗学观并非偶然形成,其生成与周昂遍尝兴衰荣辱的人生经历、金代中期的文化环境及传统诗学的导引都有着密切关系。

周昂《增订金批〈西厢〉》戏曲美学思想评析

《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批评家周昂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为基础的再批评之作。批评者站在传奇创作的余势期,藉由文人传奇形成的审美期待审视杂剧经典,在批评标准和批评对象错位的前提下,达到了对"设身处地"的戏曲真实论等理论命题的深化,其戏曲结构观则体现出鲜明的技术主义倾向,文辞风格论以蕴藉雅洁为取向。周《西厢》所反映的美学思想,与其自身创作实践及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自有其重要意义。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唐代太湖地区官学考析

唐前期,太湖地区州县乡学校绝大多数没有如唐兴学诏令和《唐六典》中规定的那样建立起来。但在中唐时期,主要是代宗大历年间,在该地区却出现了“崇儒兴学”的活跃景象。“学”因“崇儒”而兴,主要原因在于:唐王朝在安史乱后将“崇儒兴学”作为稳定江南地区统治秩序的一项战略举措;以李栖筠为首的一批官僚士大夫亦通过“兴学”来“兴先王之道”,达到纠科举选官之弊的目的。代宗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办学又趋于沉寂。太湖地区官学教育以通经习礼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道德教化为其社会功能,以实现“兴先王之道”、天下大治为最终目的,“崇儒兴学”则是其主要特征。

浅析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陈子昂认识到文学的教化作用,重视文学内容对社会的影响,针对南朝绮丽柔靡的诗风,鲜明地提出了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新的理论,对盛唐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浙江慈溪掌起缸窑山墓地发掘报告

缸窑山墓地发掘的两座商周墓葬,应为小型土墩墓类型,出土的原始青瓷碗、豆、印纹陶罐等,是最典型的西周中晚期风格。清理了东晋南朝墓葬多座,出土遗物众多,此次发掘对研究该地区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有重要价值。

金代诗人周昂诗歌风格探究

由于金代本民族文化十分落后,故金代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唐、宋文学的滋养。大定、明昌时期是金代文学形成期,周昂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其诗歌自然受到唐、宋诗歌很深的影响。其绝句承袭了北宋元祐以来崇尚自然平淡之美的传统,超轶脱俗;律诗多效法唐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他学习的主要对象,因此,五律沉郁悲凉,七律浑厚朴野。古体诗则表现出一种崇尚气格、纵横豪宕的北方文学特质。

布衣诗人陈昂与明代诗坛新变

对明代中晚期莆田布衣诗人陈昂的生卒年、生平、创作等方面进行考察探讨,试图揭示蕴含于其中的深层文化意义:其创作成就代表了一个新创作群体的出现,展示了文学史上的一种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