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晚明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

王阳明与道教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阳明本人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一是理论界和民间社会对他的造神运动。这种造神运动除了阳明的门人后学在雅文化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塑造外,主要通过绘画、戏剧、民间故事等俗文化的形式来完成的。而神化阳明的直接结果就是使阳明学在被宗教化的同时,也被进一步民间化了。阳明学在晚明社会的广泛普及,正是在这种不断宗教化和民间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其乡村教化功能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提升和强化。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明朝中后期狎妓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朝中后期娼妓业特别兴盛,文人学士狎妓成风。娼妓以其聪明才智促进了明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并带动了戏剧、音乐、舞蹈、民歌艺术的大发展,开拓了明代文学的新天地。

论明代中后期三峡地区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以正德《夔州府志》为考察中心

明代建立初期,政府重视地方志的修纂,希望通过修志实施教化和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施政措施比较积极。明代中后期的吏治逐渐败坏,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变得毫无生气,缺乏创新的环境和动力,这可从正德《夔州府志》反映出来。此志的修纂不敢超越朝廷的修志规定,可见地方政府施政行为的保守。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三峡地区地方官员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流民问题,加上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和管理体制障碍,地方政府施政环境不断恶化,社会控制已经弱化,预示着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董其昌的书画社交与其“业缘网络”:仕宦、文友、商业网

明代中后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文化商品化程度提高,书画渐至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文化产品,书画的社交功能逐渐凸显。董其昌基于仕宦发展,逐步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并将书画广泛地运用于社交之中,书画成为其维系、处理仕宦、文友、商业圈中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董其昌兼具文人艺术家、官僚士绅的双重身份,在政治声望与文化声望相互作用下,凭借掌握重要的文化资本而掌控社会话语权,逐步成为社会多方力量所公认的文人领袖之一。

明代中后期戏曲演出查禁个案考述

明代中后期是戏曲艺术发展的繁盛时期,也是戏曲文化管理较为严厉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考察明代中后期的戏曲艺术演出史时,发现明代中后期的执政者虽然没有颁布戏曲艺术的查禁法令,但一些朝廷重臣及地方官对于戏曲演出的管理依然严格。文章考辨戏曲演出史料,发现魏校、甘士价、刘宗周等曾经查禁戏曲演出,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颇有影响。

王阳明心学美学对中晚明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阳明心学美学直接引发了近古文学观念的话语转型,催化了叙事文学的革新。确立了"尚真"、"狂狷"、"去蔽"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标准。中晚明文坛,一些受阳明心学美学影响的作家塑造了一系列"殉情者"、"狂狷者"和"良知遮蔽者"等类型的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人性的本质,感应"良知"的召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审美意义。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

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比较活跃,形成南澳等走私贸易港口,很多商人还通过广东的港口前往日本贸易。广东地区对日贸易的活跃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正德时期,抽分政策首先在广州实行,这实际是变相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中日贸易也乘机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人盘踞澳门,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大量的货物经由澳门输往日本,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广东地区对日贸易的繁荣。

江右思想家王塘南三教会通思想探析

三教会通是王塘南思想的一大特色,此具体体现在"彻性体之‘廓然’"、"探本穷原"与"为学方便之门"三个层面。对此进行探究,不仅有利于清晰化理解塘南本人的思想体系,而且有利于呈现中晚明三教会通思潮的探究视野。

从“清洁剂”到“腐蚀剂”——明中后期言官澄清吏治的功能及其蜕变

作为明代官僚集团中司职监察的一个群体,明中后期部分言官在艰难的环境中仍扮演了明朝政体“清洁剂”的角色,在澄清吏治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世风日下,明中后期大部分言官都腐败堕落,其蜕变的种种劣迹,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言官由澄清吏治的“清洁剂”变成败坏吏治的“腐蚀剂”,这种群体的堕落对明中后期社会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