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屈从与建构——《长物志》中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与群体心态

《长物志》一书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细节描绘。其中的文人居室设计和器具选择,成为群体的思想表征和精神承载,暗含着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晚明文人的理想表达及情感寄托。从物质生活角度探微《长物志》中所蕴含的晚明文人心态,在对文人家居环境构筑的考察中,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对清幽环境的追求与对丰裕物质的强调。他们对传统儒学礼制的恪守遵从与文化权力占有之下对其自身文化优势的炫耀共在,精神生活上的静坐禅修与环境构筑中的现实欲求交融。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又是一种文人的复杂特质。

《明兴野记》与明初河州史事考论

《明兴野记》是近年发现的与明初河洮岷地区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可与《明实录》、《明史》及地方志等资料相互补充稽考,对河州史事记载尤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洮岷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明朝的民族政策,为研究元明两朝在河州地区的统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闵洪学《抚滇奏草》考述

《抚滇奏草》,明刻本,成书于明天启、崇祯年间,是一部存世的纸质、刊刻都属上乘的明末云南最高行政长官的案牍汇编,对研究明末云南社会历史和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因该书在国内早已散佚,学界对作者和该书的基本信息了解较少,仅有的研究又较为简单,甚至舛误。故本文对闵洪学生平及《抚滇奏草》版本和内容、付梓过程和时间、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等作了全面深入的考述。

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及其政治文化效应

清季士人群体的“明遗民”记忆,不仅作为一种能动性力量参与到当时政治改革讨论之中,还对清末民初的国族认同结构及其生成路径产生持续影响。通过考察“尚武”“爱国”等“明遗民”记忆共相与殊相,可以看到清季士人群体在互通和共享“明遗民”记忆的同时,还对这些记忆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赋义并由此发生政治论战,也即发生“明遗民”记忆及其所隐喻不同政治观点的角力竞争。清季“明遗民”记忆激起的“民族主义”,经由广义的国族进阶转化,在后来团结国民、抵御外侮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构成“明遗民”记忆参与之下清末民初国族认同重塑或再生的一种演化路径。

明末清初中州诗坛的文化背景与心态构成

明末清初,诗歌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色。就中州一地而言,可谓名家辈出,但也贰臣频现,有着典型的易代文人的人格心态,这与中州文化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梳理其文化背景、心态构成对诗风流变的影响,对建构当时的历史空间和诗坛风貌有重大意义。

晚明闽派对王世贞复古思想接受探微

通过对晚明闽派数位重要作家作品的考察,揭示了王世贞对隆庆、万历前期闽中文坛的较大影响,并且指出这种影响呈现越来越弱的走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派、竟陵派的先后崛起导致后七子的影响愈来愈弱,同时也和闽中诗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振兴闽派的地域自觉意识有关。晚明闽中诗家如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等努力张大闽派一贯的风雅传统,逐渐摆脱了后七子的巨大影响,抵消了公安派、竟陵派对闽派的冲击,使晚明闽派成为一个重要诗派继续屹立于明代诗坛。

从冯惟敏及其剧作《僧尼共犯》看晚明曲家嘲佛之风

冯惟敏一生狷介耿直,以儒立身。其剧作《僧尼共犯》以调笑的笔法批判了让人断欲绝爱的佛教教义,从侧面反映出晚明丛林窳滥的社会现状,塑造了具有一定人性解放姿态的主人公形象。冯惟敏的嘲佛心理一方面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则与晚明时代风潮有关。晚明曲家的嘲佛之风可以从政治因素、佛门乱象、佛学创新力和佛教教义四个方面探究原因。

晚明杭州画家群体管窥

风景秀丽的杭州汇集了大批的画家,包括民间画工、文人画家、宫廷画家甚至妓女职业艺术家。他们与鉴藏家、官僚和文人之间的交往密切。这些画家在旅游写生的同时,亦创作了大量有关杭州西湖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大部分流入当地的市场。此外,由于杭州艺术市场的发达,画家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到市场中来,对当地书画市场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皇权膨胀下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内部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

有明一代皇权膨胀,皇帝为满足私欲,往往撇开官僚群体,利用宦官等私人行权,形成对体制规则的冲击和破坏。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士大夫集团内部出现了渐趋明确的群体认同意识,由此导致了君臣之间的疏离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主体以自身生存所依赖的文化资本和官僚体制来约束皇权,争取部门职权和行政程序相对于皇权的独立,即权力的客观化,实际上是在尝试构建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君臣权力关系新格局,这与传统君臣相处之道和皇权运作方式是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被君主接受,亦不被皇权的趋附者及皇权维护者接受,由此导致了官僚群体间裂痕的产生。这是把握晚明官场生态和政治权力斗争之特点,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明朝晚期的党派斗争

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党派斗争,各党各派为满足自身利益,在政治上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在经济上获取大量货币财富,不断寻找借口攻击自己的派别,力求可以排除异己,独占鳌头。党派斗争引发的政治风波牵扯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致使明朝后期政局动荡,农民起义不断,朝廷在后金军事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本已经衰落的明王朝更加岌岌可危,迅速走向灭亡。

曲种分类法、小字注释与胡文焕的选本制作——基于晚明曲选《群音类选》的考察

杭州书坊主胡文焕编纂的《群音类选》在晚明曲坛影响甚广,不仅在于它是当时体量最大的一部曲选,更缘于特色鲜明的“曲种分类法”使之在众多选本中独树一帜。作为《格致丛书》的一种,《群音类选》具有类书的属性,编者通过大量的“小字注”向读者传递江南地区曲种最新信息和曲学知识。胡文焕收集、汇选、分类和刊印当时曲坛上流行的官腔、诸腔、北腔、清腔曲本,以满足文人士大夫娱曲和中下阶层看戏的不同需求,这一制作过程蕴含曲类知识再生产的独特意义。审视胡文焕的编刻实践,其曲家的知识储备、书商的职业素养以及对曲选地域风格的体认与展现,共同成就了《群音类选》的选本个性。

从考古发现看明末御器厂内的瓷器生产活动

一般认为,景德镇御器厂在万历以后停烧,一直到清初才再度恢复,期间大约有三四十年的生产空白。本文通过梳理古代文献和景德镇窑址的考古资料,初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明代御窑在天启、崇祯两朝完全停烧,但御器的供应未完全中断,而是沿袭前代的官搭民烧制度,御器继续且完全由民窑窑户来烧造供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康熙十九年朝廷委派中央官员驻厂督陶、正式恢复御窑才停止;第二,在御窑停烧之后,原有场地和设备并未完全废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窑户所利用,除烧造一些供御瓷器外,其余时间可以大量生产民用瓷器。由此,以往御器厂与民间窑场的生产隔离被完全打破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这种情况一直到康熙时期才再次发生转变。

明遗民史家的历史书写

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书写既是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明遗民政治、思想、文化立场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遗民特色。其修史旨趣在于为故国存信史、以史经世和表彰忠义先贤。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编撰也体现出鲜明的遗民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史料采择、史书体例和史书的范围与主题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