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中介性: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新探

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以强调“物”的中介性以及“格物”作为一种中介活动为其根本特征。天理作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必须要通过“物”作为中介才能被主体加以把握。“物”关涉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实践,“物”与“心”基于“理”的普遍贯通而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从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格物致知”作为“心”与“物”之间循环往复、交织过渡的实践活动,最终指向对于“物”在“理”之“所当然”的整体性秩序中的生成。

论李贽对苏轼“诚同”人格的接受

李贽作为晚明苏轼接受的代表人物,不仅对苏轼的文艺创作、哲学思想颇有独到见解,更深入苏轼的人格层面加以品评和取法。苏轼与李贽的人格以“诚同”为共性,是无外在先验条件决定,不受任何功利因素影响的情感互通。人格存在境界上,苏轼达到了情理圆融之境,李贽则在情理冲突中无法解脱;但在求真厌伪的原则上,二人没有高下之分。

“赤子之心”“童子之情”与“童心说”——中国古代对童心的体认及演进

儒道两家对儿童的体认多指向道德属性,中国古代对“赤子之心”也持褒扬和推崇的态度,对“童心”则在诟病中偶有称许。至明代,王阳明及其后学既从道德属性上体认儿童,亦从自然属性上体认儿童,拓展了中国古代对童心的体认路径。王阳明在其良知之学的思想范畴内视儿童为独立完整的个体,首称“童子之情”,视“乐嬉游”为童心之本体,主张对儿童予以尊重和滋养,对自己的童心也弥加珍视。王龙溪以“直心”呼应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以复还清净的童蒙之养来成就入圣之功。罗近溪接续王阳明的良知之悟,续阐“赤子之心”,以亲亲之仁为“赤子之心”的内核,以不学不虑、原日形体为其思想所归。李卓吾高擎“童心说”的旗帜,以真实无伪为童心的内核,指斥闻见道理对童心的障蔽。王阳明及其后学对童心的体认愈益走向叛逆,也呈现出合乎逻辑的演进轨迹。

中国式“儿童发现”的完成:李贽“童心说”源流及内涵

"童心主义、儿童本位、自然天性、内在发展、童年哲学"等是一组可以相互印证和支持的概念,它们不仅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前提。明末李贽"反对封建僵化的人本主义思想"及其"童心说",不仅象征着中国童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高峰,也代表着"中国儿童发现"的完成。在一定意义上,李贽是东方"儿童发现"的完成者,是世界"儿童发现"的第一人,他比西方"儿童的发现者"卢梭要早出生185年。追溯李贽的"童心说"的源流及内涵,对于今天的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特别是它将进一步丰富儿童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李贽“童心说”的进步性及其影响

“童心说”是李贽文艺思想的核心 ,“童心说”的进步性在于道出了一切作品发端于作者对生活的真切感受这条客观规律 ,富有幻想的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与不平和的情调 ,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的新特质 ,具有个性解放的鲜明特点 ,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它把人的思想从道学束缚下解放出来 ,开启了一代新思潮和文学的新风尚 ,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从“童心说”看李贽的美学思想

“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本文主要叙述了“童心说”的主要内容以及李贽从“童心说”的观点出发 ,提倡“自然之为美”,反对“中和之为美”;主张无意为文 ,反对有意为文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 ,开启了一代新思想和文学的新风尚 ,无论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论李贽的《水浒传》评点

通过把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的点评与《李贽文集》尤其是《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进行思想内容和行文风格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中的点评不是叶昼托名李贽所为,而是李贽自己的评点。他的《焚书》、《藏书》等著述与对《水浒传》的评点都有共同点,即都着眼于朝廷国家的理治,"与圣教有益无害"。"忠义"思想是李贽评点《水浒传》的思想维度。"童心"说是李贽对《水浒传》进行艺术性评点的指导思想。其中,"真"、"趣"是李贽评点《水浒传》两个重要的艺术维度。

李贽“童心说”的教育性解读

李贽"童心说"中的"童心"有四层含义:"童心"即"真心";"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即"心之初";"童心"在于"成人"。在对此四层含义及其文意进行阐释与分析的基础上,就其蕴含的丰富教育性进行解读,教育应坚守:作为教育价值基础的教育之真;作为教育本体基础的生命体验;作为教育自然基础的生活世界;作为教育精神基础的理性意识。总而言之,教育当存"童心",旨在追求生命的真实,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本质。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论“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儒学的终结

在明末道学僵化和名教桎梏的催逼下,李贽为探究性命下落和儒学的真精神,用"真-空"观取代"道-器"论,将"赤子之心"置换为"童心",通过"童心说"对"真"的追求,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童心说"双重使命的内在冲突决定了李贽只能以儒学"异端"的形象被排斥,而农业文明的延续必然会导致封建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再度加强。李贽"童心说"的衰世绝音意味着儒学伴随农业文明的终结而终结。

李贽以心论《易》及其自然人性论初探

李贽易学以心论《易》,结合前人易说,重点从"心"出发,标立童心,重视人情和性命,阐发自然人性论;通过多年的自研自得,他将易学视为简易自然之圣学。在易学诠释上,李贽属于重自然童心的义理一派;此外,李贽将易学与学术背景和时代启蒙思想相结合,代表新兴市民的时代诉求,反映了自然人情的时代特色,是对传统易学的发展。

郑之云《天命图说》略论

郑之云《天命图说》以图像的方式综括理学思想的核心观念,并对图像作出明确的解说。此书系郑之云与李退溪反复商订、多次修改而成,其中包含理学的理气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等主要论题,体现出综合创造的特色。

《十不二门指要钞》导论

宋代,佛教出现了"三教合一"、"融会诸宗"的趋势。天台宗也难免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天台山外派的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宗昱著《注十不二门》,他们用禅宗和华严的"直显心性"、"一念灵知"来阐释天台的纲要之作《十不二门》,主张"真心"观。知礼为了救天台教观一家之"正义",著《十不二门指要钞》,主张"妄心"观。并指出山外派二书是受了禅宗和华严异说的影响,违背了智顗和湛然的本意,必须予以肃清。知礼的《指要钞》洋洋万言,这里仅对它的核心理论作点指导性的论述。

李贽及其“童心说”

作为晚明美学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李贽通过“童心说”揭起了个性解放的大旗。“童心说”作为李贽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核心 ,它有源于王阳明“心学”的地方 ,却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 ,不仅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后世的文人也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试论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

李贽《童心说》把“童心”界定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并予全面肯定 ,然而在文中对其肯定“童心”的依据全无论证。有的学者在古代中国的人性论中 ,寻找其理论基础。但假如考虑到李贽的理论体系 ,则荀子、孟子和程朱的主张都不足为其依据。其实李贽这种理论的依据主要是禅宗学说。但李贽所说的“佛”是入世的、能够帮助人解决各种世俗困难、也就是使人的世俗生活更为顺遂的明灯 ;并且他所说的“学佛”是要人从外在的“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 ,从而达到一切任其自然的境界。因此 。

简牍三昧手 妙笔绘世情——略论李之仪手简的艺术特色

李之仪是北宋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以手简擅名,无论是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还是行文方法,都有着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细细品味李之仪的手简作品,读者不仅能够从中窥见其复杂多变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还能够领略到其简洁隽永的语言风格以及婉转多姿的行文方式,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童心说”的禅学渊源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其观点和思路很大程度上源于禅宗学说。“童心说”中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即何为“本心”?为什么反对“闻见道理”?为什么主张“无人不文”?都可以在禅学中得到相应的解释。但是,禅学也并非“童心说”的唯一理论渊源。

李宜瑞从脾论治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探讨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组以社交障碍、语言障碍、兴趣狭窄和刻板行为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目前病因尚未明确。李宜瑞教授认为,儿童ASD病因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脏腑失养;基于小儿"脾常不足"及"脾藏意与智""脾主四脏""脾升胃降"等理论,李宜瑞教授提出"脾养神"的观点,并运用该理论指导临床治疗,通过健运脾胃治本(太子参、茯苓),辅以化痰(白术、半夏、石菖蒲)、消积(山楂、莱菔子、炒麦芽)、调气(枳壳、厚朴)治标,以达到"脾健智增"之效。李宜瑞教授认为,"调理脾胃"这一原则应贯穿ASD患儿治疗始终。同时需配合心理疏导及生活调摄,可取得确切疗效。

从“良知”到“真”——李贽哲学思想的心学渊源

"真"是李贽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核和最终归宿,他的思想和生命都根值于"真"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从李贽求学经历,还是其人际交往来看,他受心学的深刻影响是勿庸置疑的。他的"真",亦正是其对心学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叛逆的“童心”:从王阳明到李贽的思想轨迹

明中叶崛起的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其自身包含了否定性因素 ,那就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和“心”(良知 )之感性化。泰州学派极端地发展了这一点 ,以唯意志论形式造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李贽以泰州学派为起点 ,在理论上又向前跨越了关键性的一步。其“童心说”标志着他要彻底摆脱儒学封建义理的束缚 ,而他对“假道学”的公然宣战使他以异端的面目完全站到了传统儒学的对立面。

论心学对“良知自由”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中国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良知自由。良知自由富于伦理意义而对政治自由缺少自觉意识。明朝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一种反动,在道德主体的觉醒意义上复兴了传统的良知自由思想。之后,李贽追问了私人利益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将政治事务从僵化的儒家伦理评判中解脱出来,肯定政治统一与秩序稳定的首要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简单执一的良知标准,承认个人合理的私利欲求和不同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由思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自由的思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