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明代天师符箓权问题探讨——以《皇明恩命世录》为中心

符箓权是天师道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要体现。《皇明恩命世录》是明代张真人(以下按照习惯统一称天师)家族所受皇恩的记录,其中涉及符箓权的内容有8条,体现了明代天师与帝王、家族、地方、僚属等的复杂关系:一、符箓特权的不断被侵害体现了符箓垄断权与符箓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度牒的恩赏反映了天师与王权面对社会现实矛盾时的相互调适;二、符箓特权被侵害的事实体现了天师官僚贵族化后家族内部的利益矛盾,并通过天师教位继承问题集中反映出来,嫡长子继承制对明代中后期天师道发展意义重大;三、君王的敕诏揭示出依附在符箓权上的巨大利益及彼时天师与宗族、地方及僚属关系的复杂微妙;四、符箓权的矛盾衍生出天师家族继承权问题,并延伸出明代天师的致仕惯例和君王的赐婚惯例,表明寄生在王权上的天师及天师道的世俗性。可以说,通过《皇明恩命世录》中的符箓权问题,大体可以管窥明代天师的生存境况,进而看到明代龙虎山天师道盛衰的原因。

李屏山对张载思想批驳之述评——以《鸣道集说》为中心的探讨

金代学者李屏山的《鸣道集说》从以佛为主、会通儒道的“三教合一”立场出发,对宋儒的辟佛言论给予了反驳。其对张载的批驳主要从“气”与“心”的存在论互应,“尽性至命”与“性情两分”的心性论互应,以及“存顺没宁”与“涅槃寂灭”的价值论互应三方面展开。其说虽未进入张载思想的语境并切中要害,但也体现了理学在与佛学遭遇后的理论争执。而李屏山站在理学之外的角度对理学家辟佛言论的批评,也能为我们了解宋元之间理学思想的发展以及三教关系的演变提供一定的借鉴。

晚明诗学审美嬗变与贾岛诗歌接受起伏谫论

贾岛诗歌在晚唐五代、宋代末期及晚明时期均出现接受高峰,其中又以晚明最为显著。明代前、中期两百余年间,贾岛诗歌接受长期遇冷,万历之后却引起士人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晚明朝局崩坏,社会秩序混乱,盛世文化不再,贾诗因其寒瘦苦僻的风格、仕途失意的主题引发了晚明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与前、中期相比,晚明时期的唐诗选本选录的贾诗数量更多、内涵更丰富,诗论著作品评的角度也更加细化与多元。贾岛这种频繁在王朝末期出现高度接受的现象,体现出相似的时代语境下文人们选择的同一性。

2021—2023年柳宗元“文以名道”研究评述

近年来,针对古文运动这一概念性课题,学界仍多取“韩柳”之作品文集作为主要的研究质料。但在研究纵深上,却超越了唐朝独立的时间断代;研究视域也并非仅限于文学史范畴。通过对近三年的成果性资料进行筛选、归纳和梳理分析,总结如下:学者们拣取宋元至清诸多评家论述,多以“文道”思想多元性、柳学散文形式发展性的角度探究中唐古文的影响,重点分析古文“文道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思想社会背景;并将“文以明道”文论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叙述脉络放置于后代漫长的历史轴线中,发掘儒家经世实用的“古道”与思辨性议论之“文”的结合。

《太一生水》辨

通过对《太一生水》所涉及的范畴如太一,神明,水的辨析以及该文与战国时期的相关文献如《黄帝四经》、《文子》等的比较,以具体的史料,否定了此前以为该文是“孔孟之间”春秋战国之际、“出自关尹一派”或“出自老子”的诸种说法,论证了该文是战国中后期楚国黄老道家的作品。

净明道的道德观及其哲学基础——兼谈道教“出世”与“入世”之圆融

宋元净明道的道德主张多具有入世色彩,且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过,净明道的学说却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将入世行为与宗教修炼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圆融“出世”与“入世”的学说之思想基础,乃存在于传统的道教哲学之中。

“性命”怎么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

主流理学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天道性命上面,"天道"是形而上学的语汇,"性命"则是心性论的语汇,理学思想中的形上学命题大抵是心性论的延伸,两相比较之下,心性论的问题更为根本。理学家一般都认为其心性论思想来自《孟子》,这样的溯源有文献及哲学理据的双重理由。但笔者认为理学家从《孟子》处借得诠释的正当性时,事实上已作了语义的转换工作。孟子的"性善"与"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原本只是纯粹的心性论语汇,理学家将它们扩充到形而上学去,天道性命因此相贯通。理学家的解释有哲学的理由,它可释为原语词蕴义之朗现,但这种朗现也可视为跳跃,其内涵已非原始语义所能拘束。

道德存有路线的展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明道历史贡献的新判定

两千多年儒学的发展实际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为道德践行问题,这是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始就有的;辅线为道德存有问题,这是受佛教影响到宋代之后渐渐形成的。明道的历史贡献,除了提出天理概念,开辟心学方向外,还表现在道德存有方面。其"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思想,正式展开了道德存有的路线,使儒家道德践行和道德存有这一主一辅两条线索的整体格局具有了雏形;而"物不能推,人则能推"的论述更包含着建构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人,不能是天的深刻意蕴。对于明道的道德存有论,学界多有不同的理解,而分歧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界定创生道德存有那个主体的性质。这个问题关系甚大,亟待深入讨论。

略论韩愈的“文以明道”

"文以明道"中的"道"指以仁义为根本的儒家之道,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旧说,不是抽象的空洞理论,而是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匡世正俗之良策"。韩愈从中唐的严峻社会现实出发,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我们必须具体地历史地看待"文以明道",才能给出确当的评价。

明代风闻监察述论

明朝统治者往往根据封建政局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时而鼓励科道官风闻言事,以收箝制大臣之利,时而又严禁风闻监察,以期杜绝诽谤诬陷之风。尽管风闻监察在明中后期弊窦丛生,但毕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然。事实上,明代风闻监察确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尤其它所倡导的风闻后既需核实,又保护揭发者的一些做法,迄今仍值得借鉴。风闻监察所引起的弹劾权滥用的负面作用在明中后期是很大的。

简书《性自命出》所论之“道”

《性自命出》所论述的主题是"道"。这个"道"因为其可"道",故为"人道"。此"人道"始自"人情"出自"天道",终于"义"回复于"天道"。"道"此"道"之方为"教",圣人设教,制礼作乐,终成其"治道"。故《性自命出》之"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圣人之治道。至于简文中所出现的对"心、性、情"等的论述皆是服务于此"道",从对"道"的论述上来说,相比于传世文献,《性自命出》并无多少独特之处。

人生论美学渊源论要

孔子和庄子是中国人生论美学的源头,明道经世的崇高追求与独善的信念相辅相成,构成儒家人生论美学基本精神。庄子将哲学反思和审美超越结合起来,从个体心灵入手,引导人们反思和批判世俗价值观念。儒道在培育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异曲同工。梁启超、王国维以西学为参照,继承儒家的明道经世传统与道家生命安顿、审美超越的精神,从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视角反思与批判封建思维和观念,成为现代人生论美学的直接源头。当代人生论美学的宗旨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或审美的方式展开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反思、批判和重建,进行自我精神调节,传播正确、进步的观念与思维,推广明道经世的崇高追求或独善的人生态度。

论明清时期广西的历史进程与政区响应——以“道”的演变为中心

明清时期"道"从布政司、按察司的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一级准政区,是地方行政制度上的一大变化。广西"道"的设置演变,既具有与内地的一致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明王朝对广西经略的强化、清前期的改土归流和清末的边疆危机,导致广西"道"的设置和辖区频繁调整,充分反映出区域历史进程对政区设置演变的影响。以"道"为中心的政区设置的演变,对广西区域历史进程和边防建设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亡教训的清朝解题:论清前期的言路整饬

"明清更替"、"清承明制"赅括了明清改朝换代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断裂与连续的特性。清前期言路的整饬,既包括"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的话语构建,也包括多项相关制度的调整,如风闻言事之例的禁与开、巡按的永久性停遣、科道官的缩编、台省合一、六科封驳权的废止等,都指向阉割言官作为言路的舆论监督机能和制约皇权机能,都指向确立和巩固首崇满洲的国家体制,大大强化了君主独裁。从理解有关当事人的动机和面临的境况来加以审视,清前期言路的整饬充分实现了清朝统治者和满洲贵族建立并巩固其全国统治的目标。从与清朝合作的汉族士大夫的立场看,言路整饬是必要的,但整饬办法无疑是不受欢迎的。而对明朝遗民来讲,清朝的言路整饬与他们所希冀的方向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开道德、舆论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混沌纠结,而是有选择地阉割了言路形成舆论、将政治公开化及其制约皇权的机能。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明代神仙道化剧简论

明代神仙道化剧沿袭元人创作，在题材、种类上有所拓宽，在思想内容由愤世逐渐向 崇道、济世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由元入明作家、明初皇室成员和无名氏的创作之中。

袁宏道“性灵说”之我见

通过对明代公安派“三袁”中袁宏道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分析，阐述“性灵”学说的本质、内客及外观形式．

中国明代天道外交的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明代外交以天道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为夷夏秩序观念、战和观念和义利观念。夷夏秩序是中国和朝贡国之间的辐射型关系,附属国要履行朝贡礼节;战和关系经常受到礼数和边境问题的影响;天道外交中重义而轻利。与西方近现代人道外交相比,天道外交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可为近现代人道外交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借鉴。

跨文化语境下的高罗佩《琴道》研究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广泛研究中国古代琴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古琴演奏体验,写成了《琴道》一书。该书分析了古琴音乐的特点、琴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问题。表面看高罗佩对中国琴道有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但仔细体会就会发现,他较多关注的是古琴作为文人雅致娱乐方式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古琴感通天地神人的神秘作用,以及古琴协调社会秩序、古琴作为伦理道德载体的作用。形成高罗佩对中国琴道接受"偏见"的原因,其一与他的个人生活观念有关,其二是因为高罗佩以明代中国为背景、以明代文人为主体来理解中国古琴。明代文人远离政治、追求诗酒风流的精神与追求自由、不愿受外在约束的精神品质得到高罗佩的认可。因此,他内心深处对功利主义的琴学思想是排斥的,也不能更为深入地领会中国琴道中的天地精神。高罗佩对中国琴道的认识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异域文化接受的视域融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