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名医类案》辨治肺痨经验探骊

《名医类案》与《续名医类案》两书体例相同,内容相近,互为补充,均为重要的医案类著作。通过系统梳理两书“劳瘵”篇章的内容,探究历代医家诊治肺痨的辨证思路与用药经验。肺痨主要证型可分3期,初期脾虚阳郁证、肺肾阴亏证,中期气阴两虚证,以及后期阴虚血瘀证、蛊毒侵肺证,并提出健脾散郁、补肺益肾、益气养阴、滋阴活血、攻毒杀虫等相应治法。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古代肺痨医案进行分析,且中医临床指南也未对攻毒杀虫法进行详细阐述,因此探究古代医案中蕴含的临证经验,对于当前临床诊治肺痨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多维透视——以《白山司志》为中心的考察

《白山司志》作为一部专门记述白山司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部分史料真实反映出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历史情形。白山司域统治者对官族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通过派送子弟入官学学习、培养崇文重教家风和营造人文环境等方式对官族子弟进行教育,旨在提高整个白山司域官族的文化素养,进而逐渐融入汉文化知识体系中,构建国家认同意识。明清时期白山司域官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征,对官族的教育侧重提升土司承袭人的文化水平,而将科举取士作为次要目的。以《白山司志》为中心对明清时期白山土司的官族教育进行多维度探析,不仅为区域教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还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微观切入点,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代内府杂剧服装色彩刍议——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穿关为研究中心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附有搬演穿关记录,是研究明代内府杂剧服装色彩的重要文献。在从曲本撰写到舞台演出的二度创作过程中,剧目所涉脚色的服装色彩,并未完全照搬现实中的色彩制度,而是以正色—间色—杂色的色彩等级为内核,在舞台呈现和演出调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独立的舞台服装色彩体系。在趋吉避凶的主旨之下,曲本中的白色与紫色在演出中分别被替换为玉色与红色;并在固化人物服色规范的脚色构建中,产生了玉色袍杨景与红袍关羽、青衣俫儿与茶褐直身老儿等典型的舞台人物形象。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的时间、原因、过程等问题,前人已有考述,然尚有不足。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应当始于永乐七年六月,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成书上进。朱棣突然决定三修《明太祖实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永乐六年冬,《永乐大典》成书上进,使得朱棣有足够的人员从事三修本《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工作;其二,朱棣对李景隆“心术”的怀疑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根本原因;其三,永乐七年的北巡唤起了朱棣对李景隆的怀疑与不满,是朱棣决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实录》的直接原因。此外,《明太祖实录》的三修工作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进行,实录及纂修班子随朱棣銮驾在南北两京之间几经迁移。三修《明太祖实录》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此时实录成书后即焚其草的惯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时间可能并非在上进后不久。

从“另类”到正统:《明实录》对陈献章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关于陈献章的记载存在抵牾。宪宗实录编修时,史官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陈氏及白沙心学被视为“另类”,因此陈氏传记多为负面记载。孝宗等朝实录编修时,白沙心学渐从“另类”转变为正统,信奉心学的史官们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历史话语权,相关记载遂以正面为主。这是陈氏及白沙心学沉浮境遇在明代当朝国史中的反映。宪宗实录中陈氏传记未必真实可信,却展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其书写价值值得重视。这例个案的考察,反映出实录编修在追求“价值正确”过程中面对“另类”与正统转变的困窘。

《明熹宗实录》订误举隅

《明熹宗实录》为明代十三朝最后一部官修《实录》,其按时间顺序记载了天启七年间(公元1621—1627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诸方面内容,是研究晚明历史的重要资料。然因其纂修内容复杂以及誊录、传抄等原因,是书仍有不少讹误,涉及数量、人名、时间等诸方面。

明清滇黔行纪述论

明清时期中央对云贵地区的管理由高层组织逐步深入至基层社会,随着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尤其官员往来的频繁,出现了大量汉文滇黔行纪。经笔者收集整理共计67部,其中明代9部,清代58部。这些行纪的旅行路线以往来直隶与云贵以及江南与云贵间的数量最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相一致。随着中央统治的深入,地理认知的拓展等因素,明清滇黔行纪所涉及的区域范围越来越广。行纪的作者以官员为主,由于官员选派施行地区回避制,因此大部分是省外至滇黔任职的官员。具体的出行原因以贬谪、为官、监考、处理军务、宣召、办案为数较多,地理考察、寻亲、游览、朝觐、赶考、矿产调查、地质勘察为数较少。明清云贵地区是此前文人、官员较少涉足的新天地,因此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并为他们的文学、绘画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土壤。明清滇黔行纪,既有写景叙事的文学佳作,又有大量关于明清滇黔交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教育、矿产、地理、气候的珍贵史料。滇黔地区很多旅游景点在明清时期就得到了开发,由于通行条件所限,驿道沿线的景区分布集中,且相关诗文记录丰富,可谓这些景点的文化富矿。滇黔行纪保留了景点的历史,积累起景点的人文底蕴,对当今云贵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崇祯实录及长编中的天文资料

由于留存文献较多而又保持传统特色，明代天文记录是研究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资料。由于《明实录》卷帙浩繁，何丙郁等将其中与天文学有关的记载摘录出来，出版了《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一书。以同样的体例，将该书未包括的《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中的天文资料辑出，以为该书之补充。同时对其中能够计算的天象作了复算，以为注释；对崇祯朝天象记录文献来源的特征作了探讨。

《明实录》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

《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篇幅巨大,其中包含天象记录达6000余条,是二十四史以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最大来源,其中包括日月食336条、月行星掩犯2622条、流陨2248条.明后期除日月食和彗星记录外,其他类型天象记录大幅减少.天象记录的密度,正德以前平均每年38条,嘉靖以后则只有每年7条.由可以回算验证的月行星掩犯记录得到错误率4.1%,属历代最佳.错误主要是资料编纂整理过程和书籍传抄过程造成的.月亮记录显示,凌晨的观测,通常记前一日日期;掩犯恒星记录显示,官内星名与传统略有差异.若干例证说明,原始记录采用日序式纪日.只是在编纂史书时,才改用干支纪日.

基于医案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时期黄疸病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研究明清医家治疗黄疸病用药规律。方法:搜集《中华医典》中明清时期的黄疸病医案,对医案的中药组成、功效归类、性味归经等参照相关标准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并采用频数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频数分析显示明清时期黄疸病用药以利水渗湿药、补益药、清热药为主,辅以理气、化湿、解表等药,药味以苦、甘为主,药性则以寒性和温性为主;药物多归脾胃经。通过聚类分析归纳出茵陈五苓散和栀子柏皮汤为主的核心药物群,具体药物包括:茵陈、茯苓、猪苓、白术、厚朴、陈皮、栀子、甘草等。结论:明清时期黄疸病的用药方面具有祛湿为先、重视脾胃、寒温并用、攻补兼施等鲜明的特点,重治法而不重成方、用药均衡平和。

古农书《树艺篇》的版本流传及其价值研究

《树艺篇》是明代一本关于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的资料汇编,其书征引资料丰富,且特点突出。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考证该书的版本流传,总结出其体例特点及独特价值。

有明一代渝地方志撰修源流疏论

有明一代渝地方志之撰修,无论公私,其撰著可谓夥矣,然见存者不足两成,此类文献具有较高之史料与学术价值。充分研究现有明代撰修方志,既可扩充巴渝古代文学与文化之研究苑囿,亦可补它史之不足,有利于搜罗相关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学界迄今对明代重庆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方面仍不够全面,成果殊少,观点纷纭。职是之故,有明一代渝地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研究。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明代小说著录与古代“小说”观念

在中国,"小说"一词有着古与今的错综,名与实的纠葛。通过考察明代小说著录,我们可以考察古今"小说"观念的不同,理解古代"小说"观念的复杂内涵。

明代月食记录研究

中国古代系统的月食记录很晚才开始,宋代以后才有较完整的记录。明代月食记录主要出自《明实录》,但晚期记录依赖于《国榷》和《续文献通考》。从273条原始记录中整理出197条正确记录,覆盖了实际发生月食的82%。月食记录通常非常简单,但部分记录含有时刻、食分、全食和所在星宿的信息。

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古籍整理工作

《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对西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与其他从《明实录》《清实录》辑录民族史料的著作相比较,说明其具有取材丰富便于利用等特点,但仍存不足,具有再整理的必要性。而再整理则侧重于从人名、地名与族名的用字,出处的标注,标点及简化字等的处理上进行举例说明,使这两部史书更为完备。

《明史·选举志》订误七条

广征《明实录》、《皇明进士登科考》、《明清进士题名录》、《国榷》以及有关地方志的史料,在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明史考证》之外,对《明史·选举志》中的另外七条错误作了订证。

“君子”意象:宋元明时期梅兰竹菊谱的盛行及其蕴含的社会审美取向

宋元明时期所编撰的谱录典籍中,植物谱录最多。而植物谱录中又以梅兰竹菊四谱数量最多、最成体系。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基于整个社会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激发,还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尚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从中国古典文献的角度来看,宋元明时期梅兰竹菊谱的编撰盛行一时,对应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这些谱录典籍的编撰恰恰映照出当时士大夫文人们对于“君子”精神的追求以及在此投射之下的社会审美意向。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

明代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再辨析

自明万历时代以来,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长期争诉不休。这一问题既关乎史实真伪,又涉及史书纪年笔法,有必要探本溯源,从观念史的层面进行辨析。革除建文年号,即明成祖改建文纪年为洪武事,始于燕王靖难后期,永乐间朝廷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成祖无明令曰"革除建文年号",永乐初,官方上层最早使用"革除"这种特殊提法。《明太宗实录》记靖难史事用建文纪年,实际上未行"革除",成为后世未革之说的重要肇端。在明中后期朝野呼吁官修建文朝史的社会潮流下,未革之说于万历朝登场,或曰成祖未革年号,或称成祖本意不欲"革除"。顾炎武从史书纪年笔法的角度强调《明太宗实录》中建文纪年的合理性,所著《革除辨》承万历时人之余绪,系统论述成祖未革年号,其说甚至影响到官修《明史》。相当多持建文年号未革说者,有其特定目的或立场,所争不在于建文年号"革除"与否这一史实,而在于建文朝之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