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考

对明代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进行研究推考,探讨明代命妇褶裙形制特征。运用实验考古学、文献图像查阅、个案分析与多元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该裙的出土背景、面料、形制、裙片拼缝方式、褶裥制式及数量、裙与上衣组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为两片一腰样式的侧褶裙,裙片共用七幅料拼缝,裙两侧捏“四对四”抱合对褶,为明代较为典型的褶裙制式,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该裙与墓中出土短上衣组配,体现了弘治年间江南地区命妇着装的礼仪性与时尚性,代表了明中期命妇典型的生活着装配伍。

门源M_(S)6.9地震诱发明长城山丹段破坏机理分析

2022年1月8日青海门源发生了M_(S)6.9地震,造成位于低烈度区的甘肃省山丹县境内明长城墙体局部坍塌。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其坍塌墙体距离此次地震震中114 km,地面振动强度相对较弱,因而其地震破坏机理值得深入研究。地震后,对已坍塌长城墙体进行工程地质调查、病害调查,然后结合调查结果进行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来研究坍塌墙体震害机理。结果表明:此段长城墙体掏蚀病害发育,墙体构造裂缝暴露,尚无保护措施;坍塌墙体临近国道和便道,环境振动效应明显;墙体南北两侧风化差异性明显,北侧墙体含水率较高,夯土强度较低;墙体既有病害加剧了地震惯性力的影响,导致低烈度区长城墙体发生局部坍塌。此次地震对甘肃河西地区明长城遗址保护具有警示意义,研究结果为后期明长城抗震保护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明代大儒孙应鳌及其著述考论——《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点校合刊序

孙应鳌乃崛起于西南地区之一代鸿儒,阳明后学发展之又一思想文化高峰。惜其著述散佚隐晦者甚多,有分量之研究成果仍不多见。故多方爬疏史料,搜考遗文,厘清其著述流传之厓略,探赜其学术思想之归趣,分期分批整理出版其撰作,最终则编纂较为完整之《孙应鳌全集》,非特有裨于重新定位评价黔中王门之学术文化贡献,亦可更好地还原凸显明代心学思想世界之地域分布图景。

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颇为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史钞类图书的产生是抄撰著述方式的余绪,也是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的必然结果;明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出版起了导引、促进作用;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生平考述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他的生平经历了科举求仕的青少年时期、为官各地的中年时期和归乡讲学著述的晚年时期。

《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以《明史》不立《道学传》,《王守仁传》归入大传不入《儒林传》而告终,争论的背后却隐含了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明史.王守仁传》主要取材于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的一般情况。

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人会馆大量涌现,这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商人会馆是各商帮活动和展示自我的根据地,凡会馆建筑、会馆的文化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

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

马廷锡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门再传弟子,其心学之传得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及门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广交王门后学,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阶段。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有功于阳明心学。马氏家族不愧是黔中王门著名的心学世家。

高启与明代诗歌

高启诗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作品中浸淫着的朴实和率真。他诗中那种"臞而清"的风格,对中晚明时期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谓开了明诗创作中简单率直的诗歌风气之先声。高启对明代诗歌的影响不仅仅是复古的诗学理论主张的提出。他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是我国文坛上不以诗名谋功名的第一人。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明清采木

明清时期奢侈之风兴盛,朝廷采办大量木材用于薪炭、造船、建筑以及家具。木材采办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广、浙江等地,采伐后经过陆运、水运两种形式将木材从产地运送到京城,并储存在木厂之中。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在运输和贮藏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重点研究木材运输、贮藏过程及其特点,认为这一时期朝廷的采木超出了生态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利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循环。

论《西游记》400年经典化过程中的坐标轴

学术界还没人划分《西游记》400年被经典化史的几个阶段,于是有必要对此做尝试性的探讨。宏观来看,其经典化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次被经典化是明后期至晚清民国时期;第二次被经典化是1919至1978年期间;第三次完成经典化的时期是1979年至今。这三个阶段所形成的三个坐标轴,分别是胡适和鲁迅、毛泽东、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及其第二版。

明代戏剧唱词颜色词非原型语义产生机制

隐喻和转喻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主要手段,隐喻是借助一个经验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域,而转喻是借助同一经验域中的相关实体来相互指代。社会文化赋予机制是考虑到语义的民族性。明代戏剧唱词颜色词"白、黑、红、紫、绿、翠、黄、青"可以通过转喻、隐喻、社会文化赋予机制产生非原型语义,其中转喻机制运用得最为频繁和全面,有较强的理据性。

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

20世纪以来对明清时期女子文学启蒙教育一直缺乏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明清时期女子文学启蒙教育基本上采用家庭教育的方式,主要由家庭长辈和闺阁塾师充当教育者,旨在达致女子的知识养成和性情陶冶。在女子文学启蒙教育内容中,《毛诗》和唐诗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清女子文学启蒙的教育效果,直接促成女子诗艺化的知识结构、审美特性和文学活动。既表征了中国人民"风雅祖述,前薪后火,息息相继"的信念,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绵绵瓜瓞的深厚根基。

王学中的三种庶民教化形式

"教化"是儒家政治理念和实践的核心,其中包括面向庶民的教化。王学有不同形式的庶民教化实践探索,其中,以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为代表的庶民教化是通过乡村社区组织化的形式向底层民众布教,贯彻的是自上而下的言教方式;以泰州王学为代表的庶民讲学,则是基于"圣愚无间"的平等观,通过扩大原本仅限于士人精英的讲学活动,让庶民自觉其道德;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则是以国家的行政手段,通过"学校"制度对庶民教化内容进行严格的管控。它们代表了王学解决政治哲学中庶民教化的问题所寻求的三种不同方式,但都无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

论明代山东海防的特点与得失

海防问题是明代统治者关注的重大课题,作为国家海防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海防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海防对象的多样性和阶段性,二是海防部署形成了体系和规模,三是以登、莱二府为海防重点,四是海防地位的非重心性。明代统治者在筹海问题上有得有失,受国家海防政策的影响,山东海防在维护海疆安全、促进海疆开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失误,这些失误积重难返,从根本上制约了山东海防的持久、健康发展。

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

明代和清前期私人海上贸易相当兴盛。宁波双屿港的繁盛，隆庆以后从福建的月港──江南港日──日本或南洋的三角贸易，都显示出，自明代开始，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已出现向江南北移的趋势，上海港发展为我国最大的沿海贸易港是这一趋势的最终体现。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江南既是我国明清时期出口商品的主要来源地区，也是进口商品的主要销售地区，并有着发展海上贸易的良好的区位条件。

明清之际一个普通士人的人生际遇——王崇简生平与出处

王崇简在明朝灭亡之前考取进士,未及授官,李自成军队便进入北京,遂携家眷流寓南方,两年后返回北京。自顺治初年授官后,仕途顺遂,康熙初年以原官致仕。可以说,在明亡前夕,王崇简虽然参加复社,对时局感悲不已,但并没有抱定"君亡与亡"的决心;清军入关后,他南奔避祸,期望南明政权恢复旧土,但无望而北返,也无意隐居埋名,最终投效清廷,荣宠备至。

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

明清时代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自明中叶以来,江南民众广泛参与旅游活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江南社会生活的若干新气象。其中妇女游风特别引人注目。江南妇女旅游类型多样,并呈现出普遍性、季节性、宗教性及节日狂欢性等特点,凸显了江南妇女特有的精神面貌和世风的替嬗。对此现象的探讨对中国妇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论明清江南消费时尚化现象及其社会学意义

消费时尚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明代中后期江南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社会控制力减弱,人们对官方礼制的僭拟和无视,才有追求个人精神满足的空间和自我表现的欲望。明清江南时尚消费表现出某些近代消费时尚的一些规律性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江南生产创新和规模生产的出现以及市场化进程和商品生产专业化,并对封建等级制度产生一定的冲击,具有诸多的积极因素,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