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经楼旧藏《明实录》流散考述

宁波卢氏抱经楼曾藏有两部《明实录》,现一部分藏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一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章对这两条流传路径分别进行补充与辨正。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是在民国五年由上海古书流通处主人陈立炎售卖给刘承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刘承幹嘉业堂购得,后随史语所迁藏台湾地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则是宁波卢氏抱经楼在太平天国时期散出,后被蔡氏墨海楼所得,其后人约在民国十七年抵价给宁波李氏,李氏在接收墨海楼藏书后建立了萱荫楼,萱荫楼主人在新中国初期将藏书全部捐给国家,大部分归浙江图书馆,而其中的《明实录》则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一衣带水 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

《明实录》是官修有明一代的历朝实录,这部记录国家朝章政务的重要文献,记载有明朝与朝鲜王朝服饰往来条目五百余项,这些记录中的相关事件、服装品类与名称是进行明代纺织服装史研究的一手文献,极具史料价值。本文梳理了《明实录》中明廷赐给朝鲜的服饰(含衣料)情况,藉此探问史料背后的两国"服饰外交",解读明朝对外藩朝鲜服饰外交的礼仪规格,以及朝鲜对属国明朝服饰的接纳程度。

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和摩擦

明代起居注制度时兴时废，但明代初期及后期历朝均有起居注存在，而且发挥着 不同程度的作用。起居注的设置和废寝，对《明实录》的编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前者 使实录生动而真切，后者使实录平实而枯燥。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 家意识形态与君主专制制度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明代国史视阈中的盐城地方史——以《明实录》为视点

不同性质的史书在对待同一历史对象时会有不同的书写。国史对某一地方的历史书写就与当地的方志记载有着不同的倾向,并形成不同的重点。以盛产淮盐出名的盐城县,在国史《明实录》中最受关注的却不是其盐业,而是它的灾害和赈灾,表明国史关注的重点是朝廷对地方的赈济和施恩。《明实录》对盐城关注较多的还有该地的军政建置和军官任免以及行政建置和官员升降,皆因这些事务关乎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够反映大一统政治的特色。国史对盐城在国家水利决策中的地位作了一定的记载,每当治理黄河和淮河时,都将大水引入盐城,从此导入海中,使盐城成为国家治水棋局中的重要棋子,而承受巨大的牺牲。此外,实录对盐城的人才也作了表彰,虽然盐城人才相对于苏南比较稀少,但实录还是以国家的标准将这些人才纳入国史视野。当然,实录对盐城的盐业也从不同角度有所涉及和关注,但更关注私盐贩运和盐徒防范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涉国家的盐业政策和税收重务,不能不引起重视。总之,国史是以国家立场来取舍盐城地方史实,因此要想完整地反映盐城历史,还必须借助于方志的研究。国史与方志的结合,才是地方史研究的应由之路。

《明实录》载名臣传记考误

依据时人对当事人的史实记载及当事人的奏疏、墓志铭、年谱等更为原始确凿的史料,可以确证《明实录》对汪广洋、吴良、王祎、杨士奇、邝埜、陈循、薛瑄、商辂、岳正、许彬、方献夫、贾咏、赵贞吉、徐阶、王锡爵、于慎行等名臣有关职官、辍朝、卒年、忌日、赐祭等方面的记载存在文字讹、衍及史实讹误现象。编纂和传抄过程中的疏忽大意应是主要致误之由。

《中国土司制度史》中明代土司承袭校补——以《明实录》为依据

龚荫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是目前学界一部较全面关于土司研究的著作,其内容涉及众多区域土司承袭次序,但同时龚先生著作中所列明代土司承袭次序,尚有个别遗漏。文章以《明实录》为依据,对龚先生著作中的遗漏做些拾阙补遗工作,使其更加完整,为研究土司承袭制度提供更加完备的资料。

《明孝宗实录》文献价值探析

《明孝宗实录》以诏令、奏疏、传记等多种形式,将明孝宗一朝的历史按时间顺序编纂成书,内容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明孝宗实录》流传开来之后,成为明代私家修史的重要史源,包括诏令奏议集、传记类史书以及地理类、职官类、笔记小说类典籍皆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入清后,《明孝宗实录》又成为官修与私修明史中涉及弘治朝历史的重要史源,体现出很高的文献价值。

《明孝宗实录》修纂凡例探析

《明孝宗实录》在《明实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其凡例的书写也颇具特色。其规定的书写范围与正德初期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体现了编纂官的政治倾向,同时根据孝宗朝时代特点有所损益。其修纂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旨在记录当时国家机器的职能与运作。该凡例为《明孝宗实录》资料的选取提供了方向与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由于其规定较为笼统,导致该书出现某些内容记载矛盾、模糊不清等失误。这便要求官方修史时,需制定更为详细而明确的编纂凡例。

略论中国古代的实录传统与实录体史书

实录在中国古代原指据实直录和由此形成的文字记载,与信史之义相近。此义的形成与中国古代长期流行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不畏强权,善恶并书,以资鉴戒”的实录传统有密切关系。此种实录传统大致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而达到顶峰,其流风遗韵直至明清时期仍为时人所重视。古人在此传统的影响下,以良史之才自任,以撰写信史为创作目标,以实录为评论标准,进而以实录为其书名,最终产生了以编年附传的形式记载帝王在位时期的一切朝政大事的实录体史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此类实录体史书难免存在局限和不足,但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出现许多知识错误,本文纠正如下:曹丕的谥号不是孝文帝;何晏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五石散也不是"毒药";晋人穿宽大衣服和木屐都不是因为吃五石散;要求和阮籍结亲、杀害嵇康、受到何曾劝告的人不是司马懿;讲"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不是季札;嵇康打铁事不见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肖"不仅仅是"儿子不像父亲";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陶渊明从来没有"便伸了足穿上了"。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明代士宦祝世禄与利玛窦交游述略

祝世禄乃明末南京陪都重要官员,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期间,曾得到他许多关照与帮助,在西方文献中多有反映,但在祝氏文集中仅有“赠利玛窦”一诗存世。考述祝世禄与利玛窦的交往,阐释祝世禄诗作的蕴意,从中可揭示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态度。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人名刊误——以明代湖北籍进士为例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存在诸多错误。就其中所记明代湖北进士而言,便存在人名讹误、一人误为两人、漏载等错误。致误原因一是编制《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原始文献有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编者缺乏必要的考证,沿袭了其中的错误;二是原始文献无误,编者疏于考校,在编制《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补录进士时增加了新的错误。考订文献,纠正文献资料中的错误,本身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能让相关的学术研究扎根于科学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

明代近体律诗题标"平水韵"缉考

金大定年间(1161-1190),王文郁将宋人《广韵》206部合并为106韵:上下平各十五韵,上声廿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大定六年(1166)由平水(地名)书坊首次刊行,定名为《增注礼部韵略》,这是我国最早诞生的"平水韵"。由元到明,特别是到了明代。诗人已经非常普遍自觉地将"平水韵"用法规则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而且在明显的诗题处标示出来,是诗韵史上辉煌的时期。当时诗人将"平水韵"用法规则,逆推于唐诗宋诗,对唐诗宋诗声韵格律的研究也起了沿波讨源的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以往有昏君奸臣说、外重内轻说,有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总爆发说等等。笔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其政治学上的原因,比如权力的变更等。虽然“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状况反差极大,却并不排除一些偶然因素,诸如人事的变更等等在起作用。

稀见科举文献《娄江课士录》与晚明昆山士林

《娄江课士录》是晚明昆山县学课艺集,集中的作者有二十多位后来名留青史,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留下鲜明印记。从他们的亲友关系以及他们日后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一幅晚明昆山的士林图。同时,历来关于明清时期的科举学研究多集中于乡、会试,而府、州、县学则较少受到关注,导致现存相关文献难觅,有关府、州、县学的课艺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娄江课士录》不仅有助于对晚明地方课艺的研究,也为研究明代科举史之发展(比如命题方式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稀文献。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

本文利用 2 0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和其他文献资料考证出朱保炯、谢沛霖两先生编篡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进士人数、姓名用字以及某些注释等三个方面所存在的错误。

明清时期天津截留漕粮之原因

明清时期,漕粮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皇室百官和边防军士粮饷所需。因此,漕粮理应全部被运入北京、通州以及边防重镇粮仓。但实际上,明清时期,相当一部分漕粮被截留在天津。原因有3:一是某些漕船北来迟至,为了使其能按时南返,不误下年新运,从而将漕粮截留天津;二是天津以北运河因水浅涩或者涨溢导致漕船不能顺利通行,从而不得不将漕粮截留天津;三是为了赈济北直隶灾区或者筹措军饷,官府下令将漕粮截留天津。

《颜氏字样》与唐代的字样学

本文考证英藏敦煌文献斯388《正名要录》的作者为唐初郎知年,同卷所载字样书残卷为经郎知年修订过的《颜氏字样》,进而考察总结出当年《颜氏字样》的面貌。结合《颜氏字样》和《正名要录》材料,探讨了郎知年的主张和贡献,描绘了唐代字样学的兴起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