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典立法技术的发展——以唐明律计亩论罪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立法沿革表明,其法典立法技术在不断进步,而唐明律计亩论罪量刑方式则较为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其立法技术沿革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他人田土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犯罪,罪刑虽然有所改动、整合,但传承关系明显;另一类与土地分配、赋役征派等基本国策相关联,因政策调整,犯罪类型差异大,但其部分刑等设计却随刑罚体系传承下来。计亩论罪与计赃论罪的原理不同,不能简单视为实物计赃,其行用与犯罪不符合盗罪构成有关,也是国家财政方针在法律中的如实反映。唐明两朝计亩论罪呈现出量刑从公私不分到区分官民、刑罚偏轻且具备体系性的鲜明特点。与唐代相较,明代更加重视官有财产保护以及体系内各罪刑罚间的联系,其立法技术更趋完善。

明代闽地宗唐诗学传统的建构及其影响

明代闽地宗唐的诗学传统是在宋、金、元宗唐思潮的浸染、明初“鸣盛”风尚的传播和闽地诗歌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在经历了兼法汉魏、宗法盛唐、专取老杜之后,闽地诗人最终又回归对唐代诗歌的整体追崇,同时强调重视他朝之作和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并在诗集编纂、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加以体现。这一诗学传统促进了明代闽地唐诗选本的编纂,对唐代诗歌作品的保存和闽地诗歌流派的建立及诗学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昆明山海棠片治疗口腔黏膜病超说明书用药的回顾性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昆明山海棠片治疗口腔黏膜病的情况,为口腔黏膜病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分析方法,对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2023年口腔黏膜科昆明山海棠片处方信息进行统计,采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E)体系评价证据质量。结果共调取昆明山海棠片用药处方90张,其中适应证超说明书处方86张(96%),分别用于口腔扁平苔藓(68%)、复发性阿弗他溃疡(12%)、类天疱疮(8%)、寻常型天疱疮(3%)、线性IgA病(2%)、口内糜烂(2%)患者的治疗。用于口腔扁平苔藓及复发性阿弗他溃疡的治疗有直接循证医学证据,GRADE证据分级为C;用于类天疱疮、寻常型天疱疮、线性IgA病及口内糜烂的治疗无直接循证医学证据,GRADE证据分级为D。结论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山海棠片超说明书治疗口腔黏膜病有其合理性,但循证医学证据尚不充分,临床需开展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其疗效,医疗机构应加强超说明书用药管理,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论明清时期佳人纨扇图式的风尚

仕女纨扇历来是诗人和画家热衷表现的对象,佳人纨扇图式已成为古典绘画的审美范式,尤以明代画家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为代表。佳人纨扇图式破除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婚配模式,其演化脉络清晰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流行和男性审美观、择偶观的变迁。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九宫赋》颂章帝汶上明堂祭礼考订

东汉黄香的《九宫赋》中有大量的帝王神游描写,所以《艺文类聚》将其视为游仙之作。自南宋章樵援引汉代郑玄的“太一下行九宫”的易纬学说来为《九宫赋》作注后,《九宫赋》便又被视作附会九宫谶纬之作。通过对《九宫赋》疑难文句的疏证、篇章结构的分析,创作主旨的探究、文本系年的考证,推断《九宫赋》作于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于汶上告祀明堂之际,是一篇以明堂九宫为楔引、以遨游轻举为体例、以天子巡幸为主线的赞襄盛典、歌颂君德的颂圣之作。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云冈石窟山顶清代墓地明堂的发现与研究

2021年5月,云冈石窟窟区以东的山顶发现了暴露在外、直径约50厘米的洞口,遂对此进行了清理,出土各类器物近百件。根据遗存形制及坑内出土遗物,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遗存为清代墓地明堂。明堂采用独特的叠涩内收的结构,其内遗物基本按明代《三元总录》“砌明堂口诀”放置。该遗存的发现不仅为了解山西地区金元以来墓地明堂形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而且丰富了明清时期周边地区墓地明堂的结构类型。

射鹄有的:明代词谱编纂与唐宋词接受

明代词谱的出现,让失去音乐属性的唐宋词重拾接受语境,为词的创作厘定语言文字和格律规范,使得唐宋词在后世的接受在创作上有辙可循、射鹄有的,这在唐宋词的传播接受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明代词谱首次将词按字数多少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类型,这既有利于唐宋词的保存与传播,又方便后之学者能更好地择调填词。明代词谱的编纂表现了较为明显的重晚唐五代、北宋,轻南宋之倾向,其对婉约词更青睐,豪放词选录较少。从明代词谱所选词调亦能一窥其对唐宋词的接受取向,明代五部主要词谱都予选录的词调有81个,这五部词谱录词10首以上的词调有39个。从传播接受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词调在明代具有极高的接受度。

论张九龄诗在明代的接受——以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为考察中心

张九龄诗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选量位列初唐名家前五位,在初唐诗人群体中总体接受度较高,在明中期偶有起伏,呈现出明前后期高、中期下降的总体风貌。明代唐诗选本对张九龄诗作的接受,体裁以五言诗为主,且呈现出五古少于五律、五排的特征,这主要与明人崇尚“以体制为先”“以气象风格为本”的辨体意识相关;题材以应制诗为主兼及其他类型,且随社会时局、文学思潮等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应制诗减少、其他诗作题材增加的总体倾向。

唐至明清时期《霍小玉传》的经典化历程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代表作,一直以来都广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而目前的研究重点多在其文本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对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情况以及文献著录情况等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其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欲全面充分地认识《霍小玉传》的文学价值,需要从文献稽索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梳理出《霍小玉传》从唐代诞生之初到明清时期的经典化历程,从而还原《霍小玉传》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流传和接受特色。

明堂月令考论

关于明堂制度的研究争议至今并未完全解决 ,其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大都忽略了这样一点 ,即明堂传说最盛的时代在战国秦汉之际 ,其传布与阴阳家尤其是阴阳家的明堂月令之说有关 ,它使明堂制度经过阴阳五行说的整体再塑 ,如分析所谓明堂五室或九室之制 ,即可证明这点。因而今日欲恢复上古明堂制度真相 。

毛乌素沙地历史沙漠化过程与人地关系

通过对毛乌素沙地东南缘的一处沉积剖面的粒度分析,揭示该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一直处于退化之中,主要经历唐中后期和明后期的两次沙漠活化过程。剖面记录的这两次沙漠化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剖面结果对阐释历史文献的记载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同时历史文献也验证了剖面结果的可信性。这两次沙漠活化使毛乌素沙地环境严重退化,尤其是明代后期发生的沙漠化是形成现代地表景观的主要原因。由于此次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一致,因此明末至今的沙漠化与人类活动相关。

中国国民党早期军队政工制度的演变:1924-1928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及苏联"党军"体制影响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积极倡行"党在国上"、"党在军上"的政治制度,在黄埔军校教导团时代,即仿效苏联红军实施以党代表为中心、以政治部为具体实践单位、辅以自上而下建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1925年7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这一体制在黄埔军校生为主体的军队内基本保留。因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随着"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试图控制军队的国民党,却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反控,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军干政"、"军强党弱"现象,成为此后影响民国政治走向的一大因素。

抗战时期国共肃奸对比分析

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高举民族正义大旗,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自我净化的正气之歌。但由于国共抗战路线的不同,双方在肃奸认识、肃奸方法、肃奸效果上存有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