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积物粒径对磷营养盐释放的影响试验

为探究环境因子对湖泊沉积物营养盐释放的影响规律,以雁鸣湖为研究对象,通过室内试验探讨了5种粒径(0.08、0.15、0.30、0.425和1.00 mm)沉积物对磷营养盐释放的影响。结果表明,5种形态磷含量变化均随沉积物粒径的增大而增多;不同沉积物粒径条件下,同一种形态磷含量达到释放平稳所需的时间相同;而各形态磷之间呈现不同的释放规律,达到释放平稳所需的时间也不同;曲线拟合得出总磷(TP)、溶解性总磷(DTP)、溶解性活性磷(SRP)和颗粒态磷(PP)含量与沉积物粒径的最优拟合函数均为对数函数,溶解性有机磷(DOP)含量与沉积物粒径的最优拟合函数为线性函数。

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颜元“习行”教学法述论

颜元作为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不仅是著名的实学思想家,而且是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他针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压抑个性及士人文弱的弊端,提出了“习行”教学法。“习行”是教人通过实践行动进而思考、求知、进德修业的实学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习行”教学法既是颜元实学思想的教学阐释,也是“格物致知”认识观的教学体现。“习行”与“实学”相表里,构成了颜元独具特色的教育思维路径,不仅是实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对当代的教学方法改革有重要意义。

破“王言体”立“辞命体”——晚清学者刘熙载应用文概念的名与实新论

基于“辞命”从“国书”分化出私人书简的文体新变,刘熙载提出“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的“辞命”观,立“辞命体”而不是“王言体”为应用文的源头。他从“辞命”作为“六辞之命”的本源出发推出“应用文”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视“辞命”既是一个文种又是一种体裁的双重“辞命”观,突破了传统“辞命”观的一维视角;以“一人”二字淡化“辞命”作者的官方身份,凸显个体的“人”在写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其“文道”通达其“人道”;把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和“下行”,突显应用文是以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为目的的特殊文体,超越了唐宋以来对应用文体单向认知的局限;游离于“公文”的传统谱系,为应用文体裁和章法的独树一帜建立了“辞命体”传统谱系。他通过游离公文的“王言体”,摆脱传统骈体应制文表达的束缚;确立应用文“辞命体”,追求文本表达的有效性,保障了他对应用文命名和分类的名与实相符,为今人构建应用文所当蕴含的“文道”和“人道”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范张故事”明代改写下的疫病文化探析

“范张故事”主要歌颂东汉范式与张劭死生相交的友谊,自东汉末年起广为流传,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的记载。“范张故事”自明代前后发生了主角由染病至染疫的转变,这一情节的改编与明代疫情的频发有关,从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医疗救助方面可窥明代社会下的疫病文化。

空间叙事学视域下“三言”里的明代运河空间

运河空间对于冯梦龙的短篇通俗小说“三言”里明代故事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空间叙事学是探究明代运河空间的又一新的视角。“三言”中明代运河空间得到了多维度的建构,明代运河既是地理空间,又是文学空间与文化空间。“三言”中的明代运河空间具有多层次的隐喻作用,运河既是阻隔与离情空间,又是天灾人祸发生的空间,同样也是带来转机与团圆的空间。

有欲无情的爱情——“三言”爱情描写的重大缺陷

“三言”中的爱情描写与真正的爱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们或过度强调了外貌在爱情中的作用,或过分关注了爱情关系中的情欲行为,或在爱情中掺和了一些非爱情的杂质。产生这种现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编纂者冯梦龙及其时代的原因。

《红楼梦》茗烟与李贵形象比较研究

茗烟与李贵是《红楼梦》中一对互相映照的奴仆形象。从他们的出身地位、性格特征、对贾宝玉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对比中可知,茗烟出身低微,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对宝玉追求精神自由、形成叛逆思想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故深得宝玉信赖;而李贵出身根基较好,老成稳重,自觉负责,但略显粗俗,对宝玉起着规劝、制约的作用,因而不得宝玉之喜欢和信任。他们的存在,是对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和艺术形象的深化与完善。

元曲中的"三五七现象"述论

元曲家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对屈原(楚三闾)的人生理想表示比前人更大胆的怀疑,而对陶渊明(五柳庄)、严子陵(七里滩)等隐士的人生理想表示比前人更热烈的向往。这种"三五七现象"反映了元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改变现状的无能为力,以及传统价值观念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元曲家并无意对屈原的人格进行贬抑,而是用愤激的反语,更加强烈地为屈原抱不平。透过元曲中的"三五七现象",我们不难窥测到元曲家貌似宁静的心态背后的不宁静。

多波长HPLC法同时测定过敏性鼻炎颗粒中7种有效成分

建立多波长HPLC法同时测定过敏性鼻炎颗粒中绿原酸、甘草苷、迷迭香酸、牛蒡苷、甘草酸、五味子醇甲、胡薄荷酮的方法。色谱柱为Waters Symmetry C18(4.6 mm×250 mm,5μm);以乙腈-0.1%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梯度洗脱,绿原酸、迷迭香酸检测波长为327 nm,甘草苷、牛蒡苷检测波长为280 nm,甘草酸、五味子醇甲、胡薄荷酮检测波长为250 nm;柱温25℃,进样量10μL。绿原酸在1.19-59.50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8),平均回收率为100.95%;甘草苷在1.51^(-1)50.70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1),平均回收率为100.38%;迷迭香酸在3.40-68.08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9),平均回收率为101.02%;牛蒡苷在56.15^(-1)123.00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9),平均回收率为100.39%;甘草酸在21.54-430.80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8),平均回收率为97.09%;五味子醇甲在2.57-51.34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9),平均回收率为99.19%;胡薄荷酮在0.50^(-1)0.00μg?m L^(-1)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9),平均回收率为100.35%。所建方法简便可靠,重复性好,可作为过敏性鼻炎颗粒中有效成分的测定方法。

精明的小厮 宝玉的知音——略论茗烟的“贼”

贾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处世机敏、聪明、伶俐,深得宝玉信赖。在大观园之外,茗烟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怡红院里的袭人和晴雯。他处处保护小主人不受欺负,同时又善解人意,深知宝玉的心思。在宝、黛叛逆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茗烟起着重要的支持和催化作用。

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

钱希言《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学界多以为此材料能够证明嘉靖前即有《水浒传》在社会上传播。然而,通过文献考证得知,"犹及与闻"的"功父"即明末著名画家、藏书家钱谷之子钱允治,他与文征明等一起"听人说宋江"的时间不能早于其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实际时间应该更晚,正值文征明的晚年,这时《水浒传》在社会上已得到广泛传播。至于他们听人所说"宋江"是说话故事还是《水浒传》或者兼而有之,已经无法确证了。

严嵩何时上疏反对复套——与马楚坚先生商榷

嘉靖年间的“议复河套”因严嵩陷害、上意中变,以夏言、曾铣被杀而终。香港学者马楚坚对此提出异议,给严嵩平反、为世宗辩护。笔者详考严嵩反对复套之疏是在二十七年正月世宗态度转变以后所上;而世宗态度之中变,又与严嵩的阴谋活动直接相关。所以马先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川方言中的“雄起”一词探源

文章通过对有关古文献和四川方言的考察,认为东汉纬书《尚书帝命验》中"雄起"一词就是现代四川方言词"雄起"的源头。

圆明园如园延清堂遗址局部勘探所获建筑材料的评价及其保护建议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海淀,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在世界园林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研究以如园延清堂基址为示范点,逐步探索如何对圆明园进行保护而做的一些基础工作。此次调查布置人工探查点4个,具体揭露延清堂基址的部分基础形式,并对揭露的三合土地基进行单轴抗压试验,提供三合土地基的天然单轴抗压强度及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最后对不同深度的单轴抗压强度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大理岩条石作为文物有灭失的可能,应当重点进行保护;三合土地基上部及下部单轴抗压强度较低,中部单轴抗压强度较高,暴露于地表的三合土也急需保护。

再论嘉靖大礼议——以张延龄案为线索

嘉靖大礼议的既有研究往往将大礼议演绎成阁权与皇权的角力、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抗、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斗争。然而,在处理与大礼议关联紧密的张延龄案时,世宗及议礼新贵的话语、行为揭示了他们对大礼议的认知与上述观点颇为不同。在世宗看来,他与张太后的矛盾是大礼议及其余波的主要矛盾,他衡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标准在于是否迎合他尊崇本生父母的意愿,是否能够与张太后脱离干系;议礼新贵清楚地认识到,大礼议的胜利在使张太后失去圣母身份的同时也使世宗与他们自己陷入了道德困境。他们主张给予张太后高于世宗生母的礼遇,制造人伦、正统各有所归的假象,极力阻止世宗族诛张氏家族正是为了维持上述假象以期规避为天下、后世所不齿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京师游民刘东山等人诬告张太后胞弟张延龄及其家族的行动与相关供词,显示在议礼余波中即使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亦能准确地察觉到世宗对张太后的敌意。

明清传教士与冯梦龙“三言”在西方的传播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明清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使者之一,在大力推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中学西传"。本文运用传播学理论探讨明清传教士译介"三言"的背景、过程以及传播效果,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

作为常州词派的代表作之一 ,张惠言的《茗柯词》具有一定的溯源开境之作用。其所开的“新境”主要有二 :一是以“热肠郁思”之笔写春咏春 ,意高格高 ,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翻出词家之旧窠 ,创出春词之新境 ;二是借托情寄意之物 ,开别有会心之新意象。但就总体而言 ,张氏创作所开新境影响不大 ,常州词派的创作理论之影响远远大于创作实践。

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

明清时期流播广泛的通俗小说,可以作为我们体察民众思想情感的有效途径。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白话小说"三言两拍"收录了大量的司法故事,不乏有关刑讯的描写。这些故事不仅描摹和反映了司法实践,同时也传递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三言两拍"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拷讯故事反映出,尽管刑讯属于合法制度,然而是否实施刑讯,往往与司法官员的性格特征与道德信念有关,也与诉讼两造的身份和体貌特征有关。虽然拷讯可能成为导致冤狱的渊薮,但是如果没有拷讯,也会导致司法审判难以进行的困局。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正义观认为,只要司法审判的结果正确,哪怕通过拷讯手段获得,也在所不惜;因而对于由此造成的冤狱,也必须被容忍。小说对于刑讯场景的刻画,特别着意于描写刑具和受刑对象的反应;所使用的词汇和修辞,细腻勾画出官员实施刑讯、嫌犯承受刑讯时的态度和情感。从微观角度来看,司法官员的信念和性格,是导致他们实施拷讯的基本原因,而审判经验之不足是他们过分依赖拷讯之法的关键原因;同时,原被两造之间的身份差异,也会影响司法官员是否实施刑讯的决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破案和审案的程限要求、"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