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莫返”现象的制度探索与现状反思

“积累莫返”之害在税负不断加重的表面含义之下,有着重复征税的本质,也是当今税法制度建设绕不开的问题。从古代的原文文本出发,明确“积累莫返”的实质内涵和制度成因,结合现代税法原理,反思当今中国税收制度的相关问题,并横向类比其他国家制度,进一步强化税收法定原则,为后续税收法治发展提出设想和依据。

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中国的卢梭,中国的《民约论》——再论黄宗羲学说在中国近代的启蒙价值

中法战争后,温州人宋恕首先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蒙价值,积极向友人推荐。1903年,梁启超明确指出黄宗羲为中国之卢梭。同年,时为革命派的刘师培,也著文论述了《待访录》具有中国《民约》的精义。严复虽反对黄宗羲,但他在翻译中仍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先辈们探索民主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为后人借鉴。

《明夷待访录》政治思想探析——解析重构法下凸显出的民本印迹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极为重要的著述,也是他政治思想精髓的展现。这部不足万言的作品,因其振聋发聩的反君主专制呐喊,成为清末以来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其政治思想的民主属性和民本属性之争最为激烈,并且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本文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客观的解析和重构的分析法重读《明夷待访录》,还原其政治思想核心中鲜明的民本属性。

论黄宗羲撰写《明夷待访录》之动机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在反清复明已成泡影的情况下撰写而成的。章太炎认为黄氏作此书是欲待清廷之下访。梁启超认为黄氏作此书是为代清复明的君主提供治国之大法。实际上 ,黄宗羲作此书的动机是 :总结亡明的历史经验教训 ,企图从根本上改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弊病 ,为理想中的圣君明主提供治国之大法。

论《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

本文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卢梭的《民约论》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初步探讨了《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的不同之处,突出《民约论》的不朽价值。

黄宗羲君主思想中“民本”与“民主”的轇轕

明末大儒黄宗羲以公私之辨为线索,在《明夷待访录》中阐释了理想的政治秩序。黄宗羲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否认了君尊臣卑的思想,批驳了封建君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并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试图通过制度建构来规制君权,形成士人与君主共治的权力结构,描绘了一种极具民主色彩的理想政治秩序。但黄氏的思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因其源于传统儒家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帝制国家“君臣结构”的设置。对比黄宗羲与卢梭的政治思想,不仅能理解黄宗羲思想中的进步性,更有助于察觉二人思想的本质差异,亦能从中理解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土壤中不同政治理念的生成进路。黄宗羲的政治理念明显不同于现代西方范式中的民主理论,其彰显了传统民本思想集大成之色彩。回溯、阐释、反思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探讨传统社会内生的治体视角,对融通传统古典政治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研究、推进现代社会民主治理的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纲纪与法治:《明夷待访录》在清末受到的批评

《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中起到过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文本在清末也受到若干重要的批评,其中朱一新、李滋然和章太炎的批评尤其值得重视。朱一新主要就“变法”以及其中的“公私”问题,在理念和相应的具体措施上做出批评;李滋然则从君臣纲常之守卫辩护者的角度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论述;而章太炎的情况更为复杂,他批评黄宗羲的制度想象不仅未能落实“法治”,反而更推动了“人治”,他的批评或许带有某种策略性考量,可能指向的是清末各种立宪建制运动的推动者。这些不同面向的批评不仅深刻地指向了黄宗羲政治思想内在的问题,更展示出近代中国政治实践从纲纪到法治的演变。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