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诗“以类相分”本义探析——兼论乐府作为诗歌题材的依据

从《诗经》开始到《杂拟诗》三十首为止,中国诗歌的分类一直以诗歌功用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诗歌题材的观念。在这一发展历程的观照下,可以确定《文选》诗“以类相分”的“类”就是诗歌题材。而《文选》划分题材的依据就是诗歌的使用功能和创作传统。《文选》之所以将乐府单独立为一体,是因为乐府诗歌创作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形成了游子思妇、格言劝勉类等具有特定内涵和使用场景的题材。挽歌与杂歌的作为乐府边缘题材,也因为文人拟作的原因而形成创作传统,故而单列成为一种题材。

论王世贞的乐府诗及其“乐府变”的历史地位

王世贞在模拟乐府之余力求新创,融入自身情感,注重在写新事时度以古调,追求曲调和法度服从于真性情,并将叙事扩大到官场权力关系之中,从而创作出"乐府变"组诗。王世贞通过新创,以回归到乐府诗来源的生活土壤,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明乐府",它显然不同于汉魏乐府和唐代杜甫、白居易、张王乐府,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明代前期、中期的乐府诗创作与世风诗运

明代乐府诗的创作呈现不均衡状态:明洪武初一度繁荣,而永、宣时期则基本上是空白,成、弘后又进入繁荣时期。这种状况既与社会风气的迁移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转变密切相连。明初乐府诗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中期诗人的创作注重宣扬自我,显示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李梦阳提出"真诗在民间"的主张,标志着文学观念的下移。

论明代乐府诗的价值

明代乐府诗有其重要价值:反映历史事件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是其历史价值;反映诗歌风气的转移和文学观念的演变,是其文学价值;作品承载着士人心态的变化,是其思想价值。如此丰富的价值应引起学界相应的关注。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胡应麟《诗薮》与乐府批评论

胡应麟《诗薮》是明代乐府诗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的"乐府批评论"重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歌行与乐府的关系问题,二是近体乐府中之"绝句乐府"论,三是对历代乐府诗人诗作的比论,四是对乐府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总结。乐府批评论"不仅扩大了明代乐府诗批评的领域,丰富了其批评的理论体系,而且对于时人与后人进行乐府诗创作也具有极积的作用。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潘柽章、潘耒兄弟之明史学成就考述

明末清初史学家潘柽章、潘耒兄弟二人一生致力于明史的撰述工作。柽章撰《国史考异》、《明史记》,考证精审;《今乐府》为史诗性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潘耒应诏入明史馆,参与《明史》纂修,提出多项修史建议,堪为后世典范。二人毕生致力于明史研究的学术精神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古乐想象与文学呈现:明代乐府诗的复古和新变

人们对明代乐府诗评价不高,多斥之为“模拟剽窃”。其实明代从立国之初就大力提倡古乐,在此种背景下,文人试图通过拟写乐府诗恢复汉魏古乐,以形式上的相似形成对古乐的想象,同时将目光转向民间俗曲,但最终从古歌谣中获得滋养。明人在创作乐府诗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古题乐府诗的“本义”,继承元白新乐府、咏史乐府诗传统,加强讽喻,采用附加题目、加入诗序、固守形式、追求多元风格等方式彰显个性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乐府诗已完全脱离歌辞系统,文学性进一步增强。

新见明永乐二十年浙江永康县赋役黄册所载田土与科则初探——兼议明初浙西重赋

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印本《乐府诗集》其纸背均为明代赋役黄册,共计二十余种,其中以永乐二十年浙江金华府永康县义丰乡壹都陆里赋役黄册为最早。通过对黄册中所载官、民不同种类土地及科则的梳理,不仅丰富了地方志等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反映了明早期浙中金华府的永康县的官田起科在一定程度上可比肩浙西重赋地区的事实。这样一来,与新发现的明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所载官田科则对比后可见:浙江的赋税存在着浙西重于浙中,浙中又重于浙南的事实。从整体上看,浙江的官田赋税要远高于民田赋税。由此可见,明代的江南重赋,一是体现在官田起科之高,而非官田数量之多,二是从全国看,整个浙江地区或均属重赋。

论杨慎的乐府诗

杨慎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传统,既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鲜明的政治干预色彩,对明清时期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