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真武信仰

真武信仰传入广东地区虽然晚至宋代,但传播却极为迅速,到清代时广东真武庙宇的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广东广为流传,除了国家政权的提倡和真武神职这两个因素之外,还由于广大民众的心理需要和地方政权的统治需要。真武信仰在广东地区的流传过程中受到了本地神灵信仰和其他外来神灵信仰的冲击,但经过相互摩擦与包容之后共同成为广东地区的民间信仰。

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论金兀朮的“侠义”性格

《说岳全传》中反面人物金兀忠奸观念和忠义行为表现有四:对南宋忠臣良将、对南宋奸臣、对忠良后代亲人、对奸臣帮凶。如此描写,能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以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打动读者,更好地陪衬正面人物,故事情节更扣人心弦。忠奸观念宋元明清时代逐渐突出,金兀形象的忠奸观念也被打上历史烙印。其外在积极表现和内在自律意识均体现了侠义,这种义还是忠义正统观念与民俗心理和平民意识交互影响的产物。如此塑造金兀形象也有现实原因。总之,小说忠奸伦理描写的成熟,反映了正统思想、汉民族渴望摆脱民族压迫,唤起民族意识的时代要求和愿望,有引起读者认同互动的创作动机。

从达摩到僧璨:禅法的变迁

禅法是指佛教修行的一种方法,本质上属于宗教体制中的修行法门。在禅宗形成的过程中,达摩、慧可、僧璨是禅门公认的最初三祖,其禅法大致可归于"楞伽禅"一系。达摩禅以"壁观"安心、"理行二入"修持,慧可、僧璨在继承达摩禅的基础上受到玄学的影响,其禅法具有自悟、逍遥、随性的特征,同时也体现出般若性空与佛教不二理论的内在特质。从达摩到僧璨禅法的变迁体现出般若思想的深入,对"东山法门"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这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禅法上的深刻体现。

信用伦理视域下的明清晋商

明清晋商一度执商界之牛耳,同时以笃守信用而著称。他们虽以获取财富为诉求,却视诚信不欺为立身处世之本,执义如山,杖信如石,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商业实践中,他们坚执诚信笃实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以内在的道德自觉对自我的利益追求进行审视和规范,最终因信而利,汇通天下,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面对当前的道德失范、信用缺失,当代商业主体应当借鉴明清晋商的价值取向,以诚正己、信义取利,努力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追求自然适情的诗意人生——解读陶渊明诗文中的圣贤典故

陶渊明的诗文中引用了大量古圣先贤安贫乐道的典故事迹。一方面,陶渊明以古圣先贤为榜样和知音,为自己孤独的灵魂寻找精神慰藉,冲淡内心之矛盾;另一方面,陶渊明又不完全苟同于古圣先贤的处世哲学,他的安贫乐道带有强烈的个性特色,是魏晋玄学人生观的产物之一。陶渊明的一生是一个和魏晋自觉精神相一致,呼应心灵需求,寻求自然适情的过程。他的自然适情是通过诗酒而实现的精神自适。

探寻道德轨迹,传承诚信观念——近十年来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综述

通过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诚信观念与儒学的价值观、新型的道德观、侠伦理以及因果报应思想等的联系,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提出了四个命题以作为对近十年来此领域研究的补充及今后研究的课题。

试析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不信”

"信"应为一切翻译工作的基本和最终的原则;而在典籍英译中,对于古文的正确理解则是做到"信"的基本前提。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曾对儒家文化在海外的早期传播作出过功不可没的贡献。然而,辜氏《论语》译本中也存在着一些"不信"的成分。而造成这些"不信"的原因主要有为使译文易为西方读者接受而故意变动原文中字词的含义、擅自改变原文的语气、对原文理解不到位及对原文完全误解等几种情况。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元明回回人与妈祖文化述论

元明时期回回人与妈祖信仰的历史很独特,通过深入了解回回人与妈祖信仰的历史细节,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回族与中国区域文化的关系,并进而理解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特点。

信仰与血缘的纠葛——明清之际闽东民教冲突中的宗族社会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闽东地区传播,遭遇了传统地方宗族社会这一难题,在二者碰撞与冲突的过程中,双方势力随着时代的变迁互有消长,问题的焦点则是围绕着宗族成员在信仰与血缘上的复杂纠葛关系。最终天主教植根闽东宗族社会,演变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之构成要素。

从自然神到人格神:明代官方河神信仰之演变

有明一代,河神信仰是制约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必要环节。由于明代民间河神信仰的兴盛以及官方的赐封建祠,河神由民间自然神逐渐上升为官方人格神,民间河神信仰实现了向官方河神信仰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凸显了明代河神信仰的形态表征,而且反映了明代河神信仰的新走向。

忠与不忠?——结合目的论谈辜鸿铭英译《论语》

"忠实"是众多译者所追求的翻译目标,也是译本好坏的评价标准。本着让西方人改变对中国的态度,辜鸿铭的英译《论语》采用了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通过运用增译、改译和加注的方法,巧妙引进了诸多西方事物对儒家经典予以阐释。该文从目的论视角分析了辜氏译文的各种翻译策略,总结出其译文是忠实于原文的。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河漕治理与河神信仰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黄、淮、运交汇,既是漕运枢纽和河工重地,亦是河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漕运、治河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信仰种类的多样性以及强烈的正统性是河神信仰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河神信仰的盛行对明清国家的漕粮运输和河漕治理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河神的崇祀成为河漕官员面对河患及漕运险阻时的集体反应。河神信仰主要服务于明清国家漕运、治河的现实需要,官方的政策和态度成为影响其盛衰的重要因素。

明中后期致祭使者对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心态分析——以正德五年明武宗遣乔宇致祭泰山为例

明中后期朝廷经常派遣士人作为致祭使者前往泰山,其中诸如乔宇等人,在祭祀泰山正神后,又前往碧霞祠进行祷祝。拥有官方身份的士人之所以致祭碧霞元君,其主要原因是出于官方身份视角下的“政治虔诚”,其目的是为增强整个致祭官方任务的完整性,其内核则是文人士大夫在官方体制框架内形成的对皇权社稷的忠诚。

论明清小说理论对艺术真实的探索

明清小说理论对艺术真实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 :实录观念把历史的准确记录作为真实性 ;“贵幻”说否定了实录观念 ,对小说的文学特性加深了理解 ,肯定了虚构的作用 ,提出了“幻中见真”的观点 ;其后出现的写实思想向“实录”回归 ,但不是简单重复 ,而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对艺术真实有了较完善的认识。

运河与水神:明代济宁地区的水神信仰文化

济宁地区是典型的运河区域,明代是济宁地区漕运水利建设的重要时期,漕运水利建设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济宁地区的水神信仰文化。水神信仰的对象、水神庙宇的选址、水神的信仰功能都有了新的变化,治漕、保漕的水神成为明代济宁地区最值得青睐的水神。此外,一系列承载着水神文化的区域特色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共同构成济宁地区独特的水神文化。然而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漕运水利建设并不是遍布济宁各个地区,明代济宁地区的水神信仰具有明显差异性、复杂性。

贞女现象与明清女子身份的构建——读《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传统史学把我国古代妇女视作无声的、被压迫的受害者,处于边缘地带甚至被人遗忘的群体。卢苇菁在《矢志不渝》中质疑这一观点,她以“贞女现象”为切入点予以重新解读。文章认为年轻女性是明清历史变化的积极行动者,也是构成明清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种新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妇女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明清时期张掖关公信仰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关公信仰是我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掖关公信仰分布广泛。通过对明清时期张掖地方志进行研究,调查相关碑刻,张掖关公信仰繁盛,是当地人好武尚忠的表现;另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在恶劣生活条件下的心理诉求。政府对祭祀关公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且关公职能广泛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探讨民间信仰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张掖关公信仰有着连结官方和民众的纽带作用。

从“神道设教”论明清时期陇南地区的关公信仰

关公信仰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性的信仰,官方的“神道设教”功不可没。明清时期陇南地区的关公信仰兴盛与官方的推崇密切相关。民间信仰中的关公神性逐渐趋于万能。兼具官方性质和民间性质的关公信仰,在当地的社会稳定中有重要地位。

宋明时期“成汤祈雨”故事的多元书写

借历史故事阐发思想主张是古代士人的话语传统,宋明时期“成汤祈雨”的多元书写是为典范之一。在天人相与的知识框架下,“成汤祈雨”成为士人构建理学体系与“借天道言治道”的重要元素。宋至明初,在“事应说”遭遇挑战、理学兴盛的背景下,水旱天定与和气召祥观念融汇于士人对故事的叙述中。明中期理学走向内在化、心性化,对人本身的关注更切,士人对成汤以身为牺之举及故事真实性的争议陡增。中晚明政治生态复杂,士人常援引“成汤祈雨”讥刺时政,表达对治世明君的期待。“成汤祈雨”在宋明间为理学士人提供了阐发己见的对话空间,其间既有对“事应”和“人祷”的反动,也有灾异限君和倡导“敬”与“诚”的一贯传统。与时代思潮相呼应也为故事本身提供了文化生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