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月十九日”诗的艺术特质

在清初遗民诗界,以“三月十九日”这个敏感的明亡忌日为题的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惯例,这是明清之际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是遗民们不同年度的同题之作,体式上以律诗、组诗见长,呈现出幽怨沉郁的格调。同时,这些诗作内容丰富,表达了易代后诗人复杂痛苦的矛盾心情和内心感受,既深化、开拓了同题类诗歌的题材内容,又在创作上表现出多方面的特质,丰富了传统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朝鲜士人李德懋及其《磊磊落落书》考述

《磊磊落落书》是朝鲜王朝第一部明遗民传记史书。该书由正编十卷、补编二卷组成,正编作者为李德懋,补编上卷由李光葵所辑,下卷由成海应撰成。该书在参考大量明清史书、地方志、笔记、文集和部分朝鲜文献基础上编成,其中尤以明清笔记、文集为主要来源。书中所收明遗民在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类明遗民传记史书中数量最大,而补编所载入朝明遗民成为该书区别于清朝明遗民传记史书的重要特征。然该书尚属资料长编性质,人物收录驳杂,义例未备,其后成海应在此基础上汰滥补阙、剪裁整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明遗民传记《皇明遗民传》。尽管如此,《磊磊落落书》作为朝鲜正祖时期尊周思明风潮下的产物,仍有其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影响。

香港地区《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研究

香港地区《译丛》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在半个世纪中(1973—2023),《译丛》先后17次对外翻译了明清两代54位诗人词人的128首诗歌,学界对此未有关注。《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选材具有体裁丰富多样、女性诗歌突出、主题集中的特点。《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策略不拘一格,灵活多样,翻译方法兼收并蓄,重在传译原作的诗学特质、情感与诗意。《译丛》的明清诗歌翻译是中国古代诗歌“走出去”的积极探索,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从奇谲到澄明,或从新古典到超现实--论方明的诗歌方向与“现象诗学”

台湾地区旅法诗人方明2017年名列“中国百年新诗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榜单。《然后:方明诗集》的出版为人们把握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实质的创造性,进而解读诗人的成功之道,提供了一个样本。方明从新古典走向超现实的路向兼容了“展开式结构”与“高层式结构”这两种诗歌内在结构模式,也标划出新诗的发展方向。方明诗歌观念与路向可以概括为“现象诗学”。从早期注重文化寻根的新古典主义到后期注重内在真实的超现实主义,从早期以苦吟求奇谲到后期以现象达澄明,找到了文化之根,并深植于生活的大地,又汲取了现代主义的养料以配合个人才华,终于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诗人。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明代曾棨的西域诗

明代永乐年间的进士开科状元曾棨并没有涉足西域,他的诗歌作品将西域当成了一个神奇的异域与想象空间,以其传统士大夫的中土视域审视和描绘远在天边的异域景象,并通过历史记忆和文学想象手段,为我们展示了明代前期台阁大臣视野中的西域图景和历史事件,不仅成为明人关于西域文学书写的一个案例,也丰富和加深了丝路西域文化传播的内涵。研究曾棨的“西域诗”,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笔下的别地风光和异域习俗,还可以领略曾棨的西域看法,甚或观照明前期西域在中原王朝政治视野中的影响与地位。

明代福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考述

福州地区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始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明清时期异常兴盛,共编纂出地方诗歌总集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其中徐[火勃]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12卷,袁表、马荧辑的《闽中十子诗》30卷,邓原岳辑的《闽中正声》7卷,徐熥辑的《晋安风雅》12卷,叶向高辑的《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等是梳理福州府历代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地方诗歌总集。

沈光文三大公案考论——兼与邓孔昭先生商榷

邓孔昭先生《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一文所涉及的沈光文来台时间问题、遗民气节问题以及文化史地位问题,堪称沈光文研究中至为关键且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三大公案。以季麒光《蓉洲诗文稿》为依据,分析这三大问题,认为沈光文来台时间为1657年,收录于范志中的《平台湾序》与《东吟社序》均曾被后人改窜,沈光文之遗民气节不容置疑。无论是从作家与台湾的渊源、作品对台湾的书写,还是从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来考量,沈光文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献初祖、台湾文学始祖。

《艺圃图》与姜氏时期艺圃史事新考

艺圃相关文本与图像的史论研究大多关注文学修辞与复原,而少考证与分析。利用明末清初姜氏园居期间所留存的文献,作图像志与图像学分析与互文性解读。指出《艺圃图》的受画人应并非姜埰而是其仲子姜实节,图中所呈之景也是两代人营园所成。父子两人处境及想法的差异,也显现在这一时期的园林布局中。

明遗民吴中蕃的人生出处及诗歌表述

明遗民吴中蕃入清后经历了出仕南明、屡却清聘、仕吴三桂、两度修志等有关遗民出处之大事,并在其诗作中留下了真切详实的行踪,展现了其入清五十年中的感受、认知、态度及心态变化。在明遗民拒不仕清、坚守气节、怀抱用世之心的基础上,吴中蕃又有自己更为具体的出处观。其人生中后期至晚年的心态经历了由亡国“遗民”向盛世“逸民”的过渡,但其又并非纯粹的“逸民”。吴中蕃一生以“遗民”和“诗人”自居,在进退出处、辞受取舍之间,其不变的是遗民气节的坚守。

何景明“靡、弱、振、亡”说与复古派的“变古”性

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并非守旧派,他们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回顾诗文传统的同时有着深刻的“变古”内涵。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到的“靡”“弱”“振”“亡”是认识复古派“变古”主张的突破点,一是强调了诗文发展呈现动态演进和反复性的客观事实;二是指出文学复古必然伴随革新;三是揭示了复古的目的实为“变古”。复古派其他成员的论断虽有差异性,但对复古与变古这一问题的认识无疑殊途同归。李攀龙则融合了李、何二人的观点,将“拟议成变”作为复古的纲领,实现了复古派理论的成熟。

论明清时期甘肃八景诗的艺术表现

八景诗是明清时期兴盛的一种诗歌样式。明清时期的八景诗创作延续了中国自魏晋以来山水诗的创作传统。甘肃八景诗的创作在体裁上多为近体诗,古体诗较少,以律诗为主。甘肃八景诗具有创作体式灵活多样、遣词造句精练严谨、修辞手法灵活多变等艺术特征,显示出了甘肃八景诗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