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黄宗羲《明儒学案》晚年定本

清康熙三十年前后 ,《明儒学案》出现了两种有重大差别的版本 ,即郑性刻本(简称“郑本”)和贾润、贾朴父子刻本 (简称“贾本”)。道光初年 ,又出现了调和郑、贾二本的莫晋刻本 (简称“莫本”)。《明儒学案》的三种不同版本系统由此形成。过去 ,学术界普遍认为郑本是众本所出的善本。本文通过对郑、贾二本次序、案题、内容等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 ,证明郑本乃作者初稿 ,贾本各方面均优于郑本 ,应是郑本的修订本 ,亦即黄宗羲的晚年定本 ,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天使用《明儒学案》 ,应以贾本为准。莫本正确地采用了贾本的内容 ,但次序。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

王阳明是具有原创精神的世界级一流思想家。他在"龙场悟道"之后,揭橥心学于贵州,开创了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阳明心学学派。黔中弟子亲炙于阳明门下,首传阳明心学,是为最早出现的阳明后学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成绩斐然,遍及全省,蔚为大观。然而,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却漏掉了黔中王门这一重要学派。通过对黔中王门启、承、盛、衰四个时期之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进行梳理,进而深入考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具体原因,希望对当前阳明学和黔中王门研究提供一定帮助和启示作用。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析薛瑄的复性说——兼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的评价

"理即性"是薛瑄对程朱"性即理"理学范式的重大修改与完善,如果说程朱的"性即理"是道德主体通过后天修养所达到的性与理的经验统一,那么,薛瑄的"理即性"是天理在根源上与性的先天统一,并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薛瑄的学术宗旨是"以复性为宗",又指出其"恪守宋人矩矱"。相对于程朱,"以复性为宗"就是薛瑄的一个突破,而非"恪守宋人矩矱"。

黄宗羲对宋明儒仁学传统的调适与转进

宋明儒仁学传统集中展现为万物一体论仁的学说,黄宗羲在乃师刘宗周的问题意识基础上,采取解说孟子的方式,主要从"以虚实论仁义"、"以情论仁"和"正言仁义功用"等方面对这一仁学传统作了调适与转进。这种颇具思想意义的理论工作,主要是通过突出仁的实践性向度来完成的,它使得宋明儒偏重于广通义、流行义和境界义的仁学传统发生方向性的转变。黄宗羲这些新仁说思想,为儒家仁学传统的更新以及开出新典范提供了可能性。

论《宋元学案》对邵雍思想的评价

关于邵雍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史地位,黄宗羲、黄百家父子认为邵雍的象数易学虽源出于道教,但至邵雍由数学而阐发出心性义理,其实质是为包含儒家伦理道德在内的"后天之学"构建作为本体依据的"先天之学",邵雍也因此与周敦颐、张载、二程并列为理学奠基人。对于邵雍象数易学的评价,黄氏父子指出:《先天图》是邵雍依据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所作,并非伏羲制作八卦的依据,也与《周易》经传的本义不符。黄氏父子批评朱熹《原本周易本义》对《先天图》的迷信,同时承认邵雍之学是自成一家的"易外别传"。关于邵雍父子的太极说,黄氏父子基于自身的气本论立场辑录了邵雍、邵伯温父子太极元气说的宇宙本体论,从而彰显了邵雍太极说在道学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宋元学案》中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以“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百家为中心

《宋元学案》的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各阶段编纂者的分工及其案语内容也各不相同。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氏父子主要致力于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的校订。其中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源流的梳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将其成果记录在案语中。这些案语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并为研究黄百家本人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材料。

《宋元学案》视域下周敦颐思想的阐释与评价——以《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思想史定位上,黄百家表彰了周敦颐开创性理之学的学术贡献。在周程授受上,编纂者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其在学者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周敦颐著作的评价上,黄百家依据黄宗炎的考证,批评《太极图说》中夹杂儒释道三教思想,比不上《通书》之纯粹,因此反对朱熹以来的编纂顺序而将《通书》置于思想资料之首。在《太极图说》的本体论阐释上,黄宗羲一方面继承刘宗周的心学思想,一方面又受主张元气实体论的实学思潮影响,从理气合一的立场出发解释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批判了朱熹理本论的太极说阐释。在《太极图说》的修养工夫论阐释上,黄氏父子继承刘宗周的性情、理欲、动静合一论说批判了朱熹的二元论阐释。

宋元儒学的地域分布及其学术源流——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的考察

统计《宋元学案》中收录各地域学者数量及其学派由多至少依次为:两浙路(以浙东学派、金华朱学、四明朱学、四明陆学为主)、福建路(以道南学派、闽学为主)、江南西路(以江西陆学为主)与江南东路(以新安朱学为主)、成都府路(以苏氏蜀学、南轩学派、鹤山学派为主)、京东路(以东莱吕氏之学、泰山学派为主)与京西路(以洛学为主),以及荆湖南路(以湖湘学派为主)等。属于清代浙东学派的编纂者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基于重视地域思想史的立场,发掘了大量各地域学者,进而对其师承关系、学术地位、思想诠释等进行了探讨,使得《宋元学案》在内容与思想上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同时阐明了宋元两代儒学思想史的全貌及其学术源流。

道统论的突破与宋元儒学史的建构——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的考察

在思想史的视野上,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基于其一本万殊的思想史观,突破了《宋史·道学传》以程朱理学为道统的狭窄思想史体系,主张废除"道学传"而统归"儒林传"。在《宋元学案》中体现为兼采朱陆各派、重视自得创见的思想立场。基于此立场,黄氏父子高度评价了宋初三先生的学术贡献,为之单独设立学案并将其置于《宋元学案》的开端,从而确立了三先生作为道学先驱和宋学创始人的思想史地位。全祖望则基于其人品与学问并重的史学家立场,只以胡瑗、孙复二人为宋学开山,进而在黄氏父子的道(道学传)、儒(儒林传)合一的思想史观基础上,提出了道、儒、文(文艺传)合一的思想史观,体现了去短集长的会通思想。

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以《宋元学案》为中心

在思想史定位上,黄百家表彰了周敦颐开创性理之学的学术贡献。在周程授受上,黄百家等编纂者在承认客观师承关系的同时,又认为不能夸大师承关系在学者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对周敦颐著作的评价上,黄百家依据黄宗炎的考证,批评《太极图说》中夹杂儒、释、道三教思想,比不上《通书》之纯粹,反对朱熹以来的编纂顺序,将《通书》置于思想资料之首。在《太极图说》的本体论阐释上,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刘宗周的心学思想,一方面又受到主张元气实体论的实学思潮影响,从理气合一的立场出发解释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批判了朱熹理本论的太极说阐释。在《太极图说》的修养功夫论阐释上,黄氏父子继承刘宗周的性情、理欲、动静合一论说,批判了朱熹的二元论阐释。

《宋元学案》视域下的浙学源流

通过分析《宋元学案》中两浙学者的学案分布,可将浙学的发展脉络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全盛期与分化期四个阶段。其中南宋中后期的三个主要学派——朱学、陆学、浙学的传承都集中于浙东,其对明代阳明学及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属于清代浙东学派的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编纂者基于其表彰浙学的立场,发掘了大量浙学先贤,进而对其师承关系、学术地位、思想诠释等进行了探讨,使得《宋元学案》在内容与思想上都打上了鲜明的浙学地域色彩。

“不拘”与“纵情”——论《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邓豁渠形象的建构

通过对比《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邓豁渠传记与《南询录》《里中三异传》等内容,可以发现黄宗羲在编写《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邓豁渠传记部分时,对邓豁渠的事迹和思想做出了一定的删改与整理。包括摘取邓豁渠与其师赵大洲因思想分歧而不再相见的文献,却不选择《白苏斋类集》中邓豁渠与赵大洲是因与学术无关之事而交恶的说法等,同时黄宗羲也在参考邓豁渠的自传《南询录》的同时在文字上做出了许多带有用意的删改。黄宗羲特地将不受时人重视的邓豁渠放入泰州学案,为其做传、点评,他所塑造的一个"只主见性,不拘戒律""纵情"的邓豁渠形象,暗含了黄宗羲对于邓豁渠以及泰州学派的态度,即认为他们不是阳明的正统继承者,也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的偏误不需要阳明学人来解释、负责。

《明儒学案》勘误二十三则

《明儒学案》各版本的内容有一些错误,如音近而误、形近而误、倒文、异文。各种致误原因有交叉,又有重复叠加,且同一版本系统流传下来的错误具有延续性。学案体史书的"选录性"决定了案主原著和选录者均可致误,但更多的是古籍在不断的传抄转刻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其具体致误的时间节点已很难确定。本文在对校各版本内容的基础上充分查找案主原著,并结合涉及《诗经》、《尚书》、《周易》、《史记》的内容进行他校。通过对内容的勘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各版本的优劣。

学案体的创立、完善与嗣响

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以总论、学者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结构的编纂体例创辟了学案体,开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全祖望续撰《宋元学案》,加以发展,使学案体趋于完备;二书在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此后,有关学案体的著述相继涌现,延绵不绝,表现出学案体这种著作形式独特的作用和学术生命力。

一本万殊:《明儒学案》学术史观考论

“一本万殊”是《明儒学案》的学术史观,其根本的指向是儒学道体的存在方式问题,儒学范围内,道体“一本”,体道“万殊”。“一本万殊”思想源于《易》,在宋明理学思想体系中与“理一分殊”关系密切,根源于黄宗羲重视“心之万殊”的哲学倾向,具体落实在《明儒学案》的史料、史例、史法中。理解“一本万殊”的关键不在“一本”,也不在“万殊”,而在于“一本”和“万殊”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学术史编纂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