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以戴名世、方苞为例

清入主中原后,针对激烈的反清情绪,对士人采取严密的钳束政策,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其《南山集》的锋芒而致大狱,与戴氏有文字交的方苞也因作序而罹罪,虽幸免于死,但精神受到重创,为文风格遂变得迂回盘折。此案前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心路历程。

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

在清代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不可忽视。他生活坎坷,最后命丧于文字狱中,一生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戴名世虽不喜好时文,但没有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在科举上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在科举上屡试不售,加之家境贫寒,因此戴名世只得授徒卖文,过着困顿而无奈的羁旅生活,备尝人生的酸楚和艰辛。从戴名世所作的一些序跋来看,尽管他对科举不得真才愤愤不平,对科举中的一些恶劣现象强烈批判,但他并没有否定科举,而是对司教者、衡文者以及应举者提出建议,寄予希望。戴名世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生与科举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是科举贫困了戴名世,成就了戴名世,并最终毁灭了戴名世。

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

名士既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是知识人群体的一部分,又是"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分层,是士风、士习演进的必然产物。明代名士源头有二:一是魏晋名士,二是以苏东坡为典型的北宋名士。明代的士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好名、重名的风气,进而出现了名士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群体。若是简单加以归类,明代的名士可以分为山人名士、文社名士、讲学名士、帖括名士、释中名士、闺中名士六种。明代名士具有求名邀誉与藉名求利两大特点,进而形成独特的名士风度:言谈上,崇尚清谈,喜好雅谑;举止上,狂简、任诞,对晋人风度多加推崇;性格上,多有癖性,如好佛书、红裙,薄宦情;生活上,更是日趋随意化及精致化。

《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

万斯同《明史》序、论的史学价值

清康熙年间,万斯同以遗民身份与修《明史》,并抱故国之痛,以"序、论"的形式对明代历史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批判性考量。这些序、论以儒家思想为圭臬,通过深刻反思和评论一代政治之兴衰、典章之得失、生民之否泰和人物之善恶,不仅寄寓了浓郁的故国之思,而且为清初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最为切近的历史训诫,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汪琬与《明史》纂修

康熙十八年,汪琬与试博学鸿儒,入明史馆。与总裁官叶方蔼修史意见不合,在史馆仅六十日即移出。康熙十九年撰成列传一百七十五篇,后刻成《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作为《明史》纂修史上第一部刊刻问世的文字,《拟明史列传》集中反映了汪琬秉笔直书、合经史为一以求致用、裁剪得体兼求史笔有韵的史学思想,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戴名世研究回顾与展望

戴名世虽曾誉满清初文林,却因《南山集》案而为后人所鲜于提及,学界的研究亦较为薄弱。在相关研究中,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戴名世生平考证与作品整理、《南山集》案、史学思想、文学成就以及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五个方面。戴名世原始资料的整理、文学研究等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无论资料发掘、研究内容抑或研究理路与方法等方面,仍值得予以更多关注。

从《明史》和《清史稿》看荀学的历史演变

明清是荀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时期。《明史》《清史稿》是记载明清历史发展的大宗史料。《清史稿》出现荀子的次数比《明史》多14次,并且与荀子有关的内容在两史中的分布和关切也各不同。荀学对明清官方的影响处于边缘地位,明清时代对《荀子》的重视、荀子性恶论的评价、荀子传经的关注亦各不同。明清荀学经历了由抑荀到扬荀的发展演变,与两代的政治、学术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考察两史成书的背景,清代实学发展与荀学复兴基本没有影响《明史》对待荀子的态度,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稿》对荀子的态度。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传入对《清史稿》记载和评价荀子的影响有限。

无名氏小说的情感叙事与形象塑造——以《北极风情画》为例

在民国的小说创作中,无名氏善于用一种极喜极悲、极冷极热、极动极静的大起大落式的情感叙事,来叙述人间的悲欢离合,抒发生命的爱恨情感,塑造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从中展现生命在情感漩涡里久久激荡的情形,以形成一种极致的情感冲突之美,使小说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度和审美张力。

通脉明视汤治疗气血两虚型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自拟方通脉明视汤治疗气血两虚型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NAION患者85例(106只眼),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42例(53只眼),采用改善微循环、减轻视乳头水肿、营养神经等常规治疗。研究组43例(53只眼),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自拟方通脉明视汤治疗。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最佳矫正视力(BCVA)、视野缺损变化情况,并统计2组的临床疗效。结果(1)BCVA:治疗前后比较,t_(研究组)=16.410,P=0.000,t_(对照组)=11.728,P=0.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238,P=0.000)。(2)平均视野缺损:治疗前后比较,t_(研究组)=5.629,P=0.000,t_(对照组)=2.835,P=0.0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09,P=0.000)。(3)临床疗效:研究组总有效率为86.79%,对照组为69.23%,2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Х^(2)=4.363,P=0.037)。结论通脉明视汤联合常规治疗对NAION的效果优于单纯常规治疗,对于改善患者视力、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广泛应用。

清朝科举策问与官方《明史》修纂

清朝科举考试策问官方《明史》修纂,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天乡试;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刊布之后,科举策问仍试及官修《明史》。官修《明史》的时政内容大规模地进入科举策问,旨在使广大士子深入了解官方政治,积极阐发有关《明史》修纂的史学见解,提出有益于《明史》修纂的建议和意见,说明当时国家对此重大"文治"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当然,清朝官方主导下的科举策问与《明史》修纂,以及对士子策答《明史》修纂之建议和意见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双方在《明史》修纂上的弥合程度,对稳定和巩固清朝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明史·地理志》辽东地理考误

张廷玉《明史.地理志》向以体例严谨、言简意明而著称,堪称正史地理志的上乘之作。但其中的疏漏讹误似亦难免。以《地理二.山东》中的辽东地理为例,经据有关史料校读考证,中华书局点校本之相关部分仍有讹误十余处。其致误原由不一而足。

先秦“名实论”的源流、旨趣、内容及定位——先秦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先秦"名实论",主要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初步认识,将"名"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通过考察"名实"关系,最终以探讨人的合理的生存实践方式及其认识来源的理论。它重点研究人、语言、世界三者互动的关系;语言能够显示现实的结构是其基本理念,"人"是其研究的最高目标。所以,就其理论重心与基本精神而言,它乃是一种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理论。虽然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逻辑学关系紧密并互相贯通,然而,为了揭示其本质、彰显其特征,使之与古今中外相关的学科理论更好地会通,以便从中阐发出更多具有生命力和启示性的思想要素,最好还是突显先秦"名实论"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性质。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

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的第7册与第10册《忠义传》部分,经与国家图书馆藏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稿》相关内容对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基本可以断定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是后者的草稿。另外,在第7册中出现的初始作者"徐潮",可以初步断定为和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徐潮是同一个人。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研究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的朱墨文和《明实录》、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162卷本《明史列传稿》、185卷本《明史稿列传》及通行本《明史》中的《郝杰传》进行详细比较,可以断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的撰成时间在实录之后、其他诸卷本之前。诸卷本《郝杰传》的排序大略为:实录本→阁藏本→313卷本→416卷本→162卷本→185卷本→通行本。这有助于解决天一阁藏《明史稿》的作者问题。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赵佑传》的整理及相关问题

天一阁藏《明史稿》中有两篇《赵佑传》,一为草稿,一为誊写稿。通过整理基本可以确定:各卷本清修明史的《赵佑传》均以天一阁藏稿为基础,在史料上没有增加,文字上加以删改;416卷本《明史》与天一阁藏稿的关系最近;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内容主要来自《实录》。因此,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对于研究《明史》的修撰及赵佑其人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绍兴名士文化翻译的问题及对策:目的论的启示

本文旨在目的论框架内探讨绍兴名士文化的翻译问题及对策。文章首先概述目的论的核心内容,探讨了该理论对名士文化翻译的适用性,运用Nord的翻译失误分析模式详细考察了译本中的四类翻译失误,分析了失误的原因,最后结合目的论的启示提出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