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明代朝廷的典藏及其管理

我国是世界上保存图籍最为宏富的国家之一,这与历代重视典籍分不开,自汉、魏以来就设立秘书监进行专职管理。明代对此有所因革,朝廷典藏改由翰林典籍管理。其初由于朝廷重视,典籍发挥了身处翰林的特定优势,进展良好;自明中叶后,随着政局转坏,典藏亦渐趋衰败。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元代传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语典籍:从《秘书监志》中的“回回书籍”说起

13~14世纪的中国与伊朗伊利汗国之间存在着空前活跃和繁荣的科技文化交流。成书于元代后期的《秘书监志》一书记录了收藏在元司天监中的23种“回回书籍”,为研究中国—伊朗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史料。对于“回回书籍”,中日两国学者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予以关注,并在对音和释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依据近几十年来波斯文献整理和出版的新成果,对前人的相关研究略作补正。

来自国外的秘书监:晁衡

晁衡（日名阿倍仲麻吕,698—770年）是日本著名遣唐使,在唐历任校书郎、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唐代的秘书监犹如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又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一般都由学界名流出任。晁衡凭借自己的正直和渊博学识,以一个外国人升任秘书监,实属罕见。晁衡担任秘书监期间,不仅积极进行唐朝馆库的藏书建设,而且引领遣唐使密集接触唐朝的国库文献和汉籍佛经,有力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鉴真大师得以成功东渡日本,晁衡也起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今天,回顾这位友好使者及其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仅可以看到唐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开放和博大胸怀,而且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仍具有深层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