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化的“食婴”记忆——莫言《酒国》的文化命题

从文化记忆视角看,《酒国》是一部写给过去的将来的作品,通过"婴儿宴"的符号寄寓深刻历史批判性和文化延续性,具有反思当下,指导将来的现实意义。作者使用拼贴的叙事技巧将李一斗个人化的记忆书写穿插在不同故事层面,虚构人物"作家莫言"借助李一斗书写的"肉孩"商品化记忆而重构"食婴"这一"吃人"叙事传统,揭示多个人物生理机能缺失的表象下掩盖着所有人物共同的精神创伤,即道德观念的迷失。从过去记忆中"吃人的宴席"到虚构世界里的"婴儿宴",作者借用文字媒介和文学叙事实现口述记忆到文字书写的载体转换,揭示了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建构过程,最终指向"人"何以为"人"的传统文化命题。

莫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4—2013)

莫言荣获诺奖之后,莫言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热点纷呈。论文以丰富的资料搜集为前提,追溯自孙犁先生赞赏《民间音乐》起始,至今30年间莫言研究的轨迹和要点,聚焦获诺奖之后的莫言出版和研究热潮,并且提出当前深化莫言研究的若干新思考和新展望,以助力于莫言研究的拓展。

启蒙主义传统与“食色性也者”传统——论莫言与鲁迅创作思想之不同

不少研究者认为莫言与鲁迅是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内的创作,即鲁迅是莫言的精神和思想的榜样。总体说来,莫言对鲁迅是有所继承的,但这种继承主要是建立在对鲁迅思想中的两个关键词——"启蒙者"、"国民性"之误读基础上的:莫言先是用每个人都有的性格缺点、阴暗心理解构了"启蒙者"的存在,继而又用潜存于人体内的"动物性"取代了"国民性",从而把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开创的启蒙主义传统,悄无声息地改写成了"食色性也者"的创作传统。因此说,与其说莫言是鲁迅创作思想的继承、发扬者,不如说是叛逆、断裂者更为合适。

从泰戈尔莫言现象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泰戈尔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坛有着深远影响。他们文学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在本土文学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坚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在文化杂糅时代对本民族文学的扬弃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认同,本土与外来的结合,使他们作品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书写则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对其民族文学拔秀于世界文学之林具有非凡的意义。泰戈尔和莫言现象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文化参考。

文化的盛宴——论《檀香刑》的文化意蕴

《檀香刑》是一部文化意蕴异常丰厚的长篇小说,但自出版以来,却存在着严重的狭隘阅读的现象。人们无论是赞美它,还是批评它,基本上都拘囿于莫言对酷刑文化的神奇想象与醒目描写上,而忽视了小说对其他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展现。其实,除了酷刑文化之外,暴政文化、侠义文化、民间戏曲文化、面子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孝文化、广场文化、看客文化、小说文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都在小说中有深刻而独到的表现。它不啻为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展览、演出、碰撞、交流、联姻、融合的饕餮盛宴。

论莫言小说中的齐鲁文化因素及其价值

莫言的小说创作起源于他骚动不安的灵魂,更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息其间的山东高密息息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化范型上,即齐文化和鲁文化(儒家文化)及其相互渗透的关联上。齐文化的自由洒脱与鲁文化的道德固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莫言小说的一种内在精神张力和叙事结构,也是莫言对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基本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小说叙事的艺术体现。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重读

论文通过介绍"红萝卜"的来由,结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两部外国现代派作品对莫言创作的影响,简要分析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至真、至美、至善的审美因素,指出莫言于魔幻现实主义小试牛刀,创作的《透明的红萝卜》与其诸多代表作相比,显得清新动人,稚嫩而真实,别具一格,成为莫言作品中的"小清新"。

论鲁迅、赵树理、莫言写作身份的建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写作者身份的建构不仅是作者写作意愿的主动选择,也受到时代语境对作家的规约以及文学自身嬗变内在规律辖制。鲁迅一代小说家"启蒙者"写作身份的建构、赵树理"工农兵"代言人写作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身份的自我认领,揭示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写作身份建构的进路。作家写作身份的不同,为他们创作的主题选择、语言表达、修辞风格等,都带来极大的可辨识性。莫言把自己的写作身份定位于"作为老百姓",从而规避了道德崇高化带来的写作束缚,为文学写作的个人化修辞开辟了新的进路。

论莫言《檀香刑》的狂欢化色彩

莫言一直致力于文体的探索和内容的革新,《檀香刑》即是这种探索的结晶。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它都表现出颠覆传统审美原则和艺术标准的探索精神。如果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檀香刑》,会发现它充满了狂欢化色彩。狂欢化的叙事结构、狂欢节式的场景、狂欢化的人物形象以及狂欢化的语言在小说中显而易见。

锚与舵的伦理——《静静的顿河》与《丰乳肥臀》中的政治选择及命运归属

《静静的顿河》与《丰乳肥臀》以家庭生活的描写为核心,通过家族的变迁流溯民族的历史。肖洛霍夫与莫言秉持相近的审美观念,都试图以史诗的笔法全景式地展示动荡时代的历史以及人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复杂性。他们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架限制去书写他们所认识的历史,创造出了诸如葛利高里、司马库这样的"动摇人物"。在对主人公的政治选择与命运归属的精准刻画中,作品达到了更接近历史本质的效果,有了超越时间、地域、文化与种族的生命力。

莫言力作《蛙》中姑姑的性格特征分析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莫言作品、体会莫言的写作风格,选取获得2011年矛盾文学奖的莫言长篇小说《蛙》,试图通过对《蛙》中姑姑的性格特征分析,为读者提供阅读思维多元化的一条路径。

传统家族文化的认同与复归——《生死疲劳》叙述者声音的价值指向

莫言的《生死疲劳》秉承其一贯的家族题材,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围绕地主西门闹和农民蓝脸一家,描绘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幻。《生死疲劳》的叙述者声音中,有对家的逃离与复归,对土地的坚守与皈依,对阶级意识影响下的人性伦理的探讨,还有对隐藏于动物躯壳下的兽性和人伦的思考,隐喻着作者对传统家族文化的认同与复归。

莫言在中国当代高校文学教学中的定位研究

在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在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中的地位值得重新思考和定位。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世界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如何进行当代文学的教材编写及在教材改编滞后的情况下如何讲解莫言及其作品是当代高校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

莫言小说的语言探险——以莫言小说语言审丑为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是语言创新的大师,他的小说通过审丑而形成的语言陌生化,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愉悦,增强了文学语言的表现力。莫言的作品常常凸现丑的事物,以丰富的感觉语言来描绘五彩缤纷的感性世界。审丑构成了莫言文学世界的中心,它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特殊思考,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和内涵,也展现了作品深刻的象征意蕴。当然,作家的审丑要有"度"的限制,应避免纯低级的感官刺激;作家理应努力追求那些闪烁着理性之美的人文主义精神。

莫言与广西海洋文化有缘论

从电视剧本到小说,莫言为创作《红树林》,曾与广西海洋文化结缘。而这种缘分在作品中集中呈现为红树林与珍珠。作为广西海洋文化中精华所属部分,两者分别被作者匠心地赋予了一定的寓意和作用。由此,莫言的"结缘"的创作实践着实让人感受到了,广西海洋文化有幸得到文学层面"声扬"的同时,贴近生活成为实实在在的接地气之举。但是,本土当代文坛中的"新概念化倾向"却与之大相径庭。有鉴于斯,从生活出发是文艺创作活动的根本起点之理,也就不能惯常地被视为俗而又俗的老生常谈的论调。而这,正是莫言与广西海洋文化有缘之价值意义之所在。

莫言的“农民意识”论

中国的"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农民性"。然而,歧视农民的思潮也一直广为流传,耐人寻味。莫言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不仅在为人与写作等方面都体现出"农民意识"的丰富与复杂,而且表达了对农民文化时而认同、弘扬,时而反思、批判的复杂立场。他的相关论述与作品,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在"弘扬民族魂"还是"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彷徨。

《檀香刑》的人物设置与“龙椅”“骨头”赏赐的艺术用意

《檀香刑》自诞生起就引起不同的批评声音，它的其实已经充分展开着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上的创造性，对于我们已有的艺术观念和理解手段的确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檀香刑》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让我们看到作者采取了“六经注我”的“历史”叙述策略，并通过“龙椅”“佛珠”“骨头”赏赐等情节安排寓言式地将历史批判不仅指向了“看得见的黑手”，而且指向了直至包括最高统治者个人在内的身处上层、操纵着历史的“看不见的白手”；表达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显示了历史作为残忍、专制的统治者操纵的肮脏的特殊“食物链”的事实。《檀香刑》和它的作者决意不做含糊其辞的欺软怕硬者或糊里糊涂的好好先生，而且道出了统治者以残忍的方式所操控的“历史”的实质和秘密!

莫言小说的历史叙事特质

历史叙事是莫言小说叙事的重心,莫言历史叙事的独特性在于其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这非常符合西方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接受,它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历史叙事的批判意识与其少年时期的沉重生活体验和其坚持个人生活体验的写作密切相关。

从禅宗修辞角度谈莫言《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

所谓"禅宗修辞",是指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的语录、灯录中所使用和出现过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在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出现大量为了表达作者心中的佛教观而使用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以禅宗修辞为视角,从禅宗修辞的模糊性、禅宗修辞的非逻辑性和禅宗修辞方式这三方面来分析《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

王蒙、莫言小说的意识流:从理性规范到感觉发现——1980年代意识流文学研究

意识流是最先来到新时期文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潮流之一。它的到来不仅丰富了新时期小说的创作类型,而且促使新时期小说在审美观念上发生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王蒙、莫言的小说创作可谓代表。从文学史角度讲,他们小说中的意识流经历了一个从理性规范到感觉发现的流变,这一流变又促进了1980年代文学对"人"的发现与表现,促进了新时期文学中人学观念的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