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推度副词“中实”“中情”研究——兼辨“情”的副词用法

上古汉语肯定推度副词研究多关注“诚、实”等单音词,《墨子》独有双音推度副词“中实”“中情”,两词在句法、语义上与推度副词“实”“情”用法相似。考察其用法,对其性质加以辨析,不仅能丰富汉语推度副词系统研究,亦有助于更准确地解读《墨子》相关语句。

基于墨子思想的高职数学课程劳动教育功能研究

进入“十四五”时期,高职院校应该将劳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各门课程的劳动教育功能。通过分析墨子思想对高职院校推行劳动教育的启发意义,阐述了新时代高职数学课程的劳动教育功能,并且探索了在墨子思想指引下高职数学课程实施劳动教育的途径和方式。

《墨子》引《诗》考

考析《墨子》引《诗》的类别及方式,可从《墨子》引《诗》的态度管窥到墨子思想。《墨子》引《诗》类别主要分为:引《诗》(指《诗》中原句)、引“说诗”及论《诗》,引《诗》方式主要分为:前人依照引和前人变易引并用、只引《雅》《颂》及《诗》《书》并引。

天道兼爱，尚同节用：社会运行的一体化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墨者的社会思想研究

墨子的十大主张构成一个求治去乱的理论体系,天志、兼爱、尚同、节用是其基本架构。天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外在的社会控制力量,人们的行动必须服从天的要求,天与鬼神在冥冥之中控制着人们去恶向善;兼爱是天意的要求,也是人们内化的伦理情感,推己及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则使人们达成价值共识,消除人际的争斗和家国的攻伐;尚同是兼爱的逻辑结果,也是天意的最终归宿,要求世人无条件服从于贤者、仁人,以形成上下贯通、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崇俭节用是一种积累物质财富的途径,由此可有效消除饥寒困顿,保障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也就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墨子的"十伦"是社会良性运行和秩序稳定的完美设想。

关于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

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先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公案。学者大多注意到了儒墨相互否定与排拒的一面,但对在批评中接受对方的另一面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墨子学于儒家,所以"非儒"才能切中要害。墨子若学儒不深,则其非儒则无力,影响也难以超越儒家。孟子的"辟墨"更是如此。他要首先深入墨家思想,然后才能作出深刻的批判。他接受了墨家的天的至善性,把天与人贯通起来,否定了其外在的宗教意义;他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指出其实质是把亲人当路人,击中了墨家兼爱思想的要害,大大丰富了仁爱思想的内涵;他在对抗墨子的"非乐"思想中,大力倡导"与民同乐",使"乐"成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他在批判墨子"非命"思想的同时,以"浩然之气"的大丈夫风范,积极倡行儒家学说,并以"与时俱变"的姿态超越了墨子。孟子的辟墨表现出否定和接受、排拒和融合、对抗和超越相统一的特征。结果,墨学精华尽入于儒;此后,墨家再无反击之力。

试论墨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曾与儒家学派在先秦时期平分天下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以致成为绝学。这不仅是墨家思想发展中的一大遗憾,也是中国科技和教育发展史上的悲哀。清末后期墨学研究的兴起,再次证明其思想体系的永久魅力。当今,人们重新关注并研究墨家思想,并从中发现了许多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教育思想。文章通过对墨子相关著作的研读,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思想中所蕴涵的教育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简论墨子兼爱说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墨子的兼爱说产生于兼并战争频发、人民水深火热的战国时代,其以"兼爱""非攻"为思想核心,引导置身乱世的人们培养一种视天下之人为亲人的博爱胸怀,树立济世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引导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友善地发展。这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有着诸多的一致性。重温墨子的兼爱思想,不仅有助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日渐麻木的爱的情感,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内涵,而且有助于推动现代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交往伦理规则的形成。

墨子科学精神与高职生的数学素养培育研究

高职院校要培养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工匠人才,必须切实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该文通过分析墨子文化中质疑批判、追求真理、大胆创新、实践笃行的科学精神,以及义利同体、重利贵用、道技合一的深邃思想,提出构建一套以墨子科学精神为指导,基于培育学生数学素养的高职数学教学体系。

论墨子“以尚贤使能为政”的政治哲学

"以尚贤使能为政"是墨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墨子把"尚贤使能"视为为政之本,并且具体阐释了其必要性和具体办法。墨子的"以尚贤使能为政"与其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并与"天志"、"尚同"、"贵义"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以尚贤使能为政"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圣贤情结和人治理念。

墨子教育观简析

先秦墨子以人性“所染”说为哲学基础 ,进而提出救世“兼士”的理想人格 ,并扩展了教学内容 ,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和原则。他的教育观精辟独到 ,自成体系 ,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子生卒年新考

墨子的生活年代,司马迁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后数千年人们存在种种揣测。文章就此对各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推断出墨子的生卒年。因为墨子与鲁阳文君的年龄相当,鲁阳文君又与楚平王的太子建之子白公胜的年龄相近,白公胜生于公元前525年至公元前520年之间,故可由此确定墨子的生年。墨子最后一次来到楚国,当在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至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之间,时年七十二岁以上,故孙诒让所谓墨子"年寿必逾八十"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墨子八十岁时,约当楚惠王五十一年(公元前438年)。这个卒年,约与孔子弟子曾参(曾参卒于公元前436年)相近;和子思(子思约卒于公元前402年)则相距稍远。

《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

对《墨子》全书的结构作一分析,考证各篇的成书年代及著者,是系统研究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众说纷纭,分歧一直很大。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墨子》是墨家的一部著作总集,各篇大致成书在战国至汉初这一期间。

试论《墨子》和《周易》的节俭思想

《墨子》和《周易》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献典籍,包含有十分丰厚的思想内容。《墨子》有“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之论。《周易》蕴涵了丰富的节俭思想,如有“俭德辟难”的训导,还专设了一个《节》卦,很重视节俭。《周易.节》是墨家节俭、节用、节财思想的最早源头,这一点,无论从卦辞,还是爻辞上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代节俭思想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墨子》和《周易》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尚节、尚用、兴利等,在《墨子》、《周易》中皆可见其端绪。

论墨子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墨子以"兼爱"为基础的管理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兼爱"主张爱无差等,应用于管理哲学,则是领导者对待下属应换位思考、一视同仁。墨子的"尚贤"可谓"唯贤主义",他认为贤人是最佳表率,主张唯贤是用,注重人才的沟通表达能力,并强调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尚同"即向上学习,下同于上。而要达到政令畅通、上下统一,必须做到下情上达,只有掌握真实情况,领导者才能兴利除弊,提高组织效能。组织成员也应勇于规谏劝上,监督、矫正领导者,上下同心、互利共赢,使组织得以共生、共荣、良性经营与发展。

墨子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研究

墨子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及社会意义。目前墨子文化与旅游业、影视业、动漫业等的融合开发尚处于初期阶段。墨子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要坚持产业融合的文化产业开发途径,发挥墨子文化的深厚底蕴,促进墨子文化的深度产业化。文章通过分析墨子文化开发现状及文化产业开发路径,提出一些创新性开发策略。

《墨子间诂》与20世纪30—60年代墨学的全面复兴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考订的《墨子间诂》一书,是总结20世纪以前墨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它集历代墨学研究之所长,为清末与近代学术大师所推崇,为“现代墨学”的复兴扫清了道路,从此中绝近二千年的墨学完全复活并开始勃兴。特别是对20世纪30—60年代墨学的考订校勘、墨家思想、《墨辩》的研究更是起到桥梁的作用。

墨子兼爱思想与公民性品格塑造

人的问题一直是社会转型时期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该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性品格的培育。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公民性品格培育之要义,为公共价值和行为方式的认同和选择。在濡养国人公民性品格的思想资源中,墨子思想可谓是最佳资源之一。其根据在于,国民人格多是遵循儒家的君子之道,即儒家君子人格是公民性品格塑造的基础。而墨子兼爱与儒家仁爱的差异恰恰是两者能够形成互补的前提;两者的共通性使得墨子思想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国人人格内部,实现融合与对话。儒墨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决定了墨子思想能够与儒家思想形成对接,最终对国民公民性品格塑造形成补益。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墨子的丧祭思想——基于《墨子》一书的考察

基于《墨子》一书而对墨子丧祭思想进行考察,可见对于丧祭之事,墨子强调"节葬短丧",这种观点是他在对儒家"厚葬久丧"的丧祭之礼的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认为厚葬久丧会妨碍君子治理政事和民众从事生产,从而造成国贫人寡、刑政必乱的严重后果,墨子便带有针对性地从"节用"的角度反对"厚葬",提倡"节葬";从"害事"的角度反对"久丧",提倡"短丧"。而这些主张又与墨子尊天的生死观、事鬼的鬼神观、爱人的治国观有渊源关系。厚葬久丧既然不是"天"、"鬼"、"人"所喜爱的,自当予以坚决抵制,且不管是"尊天",还是"事鬼",都只是为了实现"爱人"这一现实目标,故墨子眼中的"天鬼"都具有"爱人"的特征。所以,墨子认为做人的标准就是:"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会根源

"天志"、"明鬼"是墨子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当时社会宗教信仰淡漠,社会失治现象层出不穷,赏罚机制严重缺失,致使社会治理出现混乱局面。"天志"、"明鬼"思想就是墨子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提出的整饬社会的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