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以语用修辞失误自戕的杨修

基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杨修案例,以语用修辞原则、语用修辞分析模式分析杨修之死,认为杨修死于其言行的语用修辞失误;发现杨修案例多属修辞语用标记凸显和社会语用标记凸显,前者表现出语用修辞高效,后者则表现出语用修辞(连环)失误;认为杨修一般遵守了准则2(满足信息差需要)、准则3(真实可信)、准则5(清晰明了)、准则7(幽默、生动等)、准则8(足量的言语行为),但违反了准则1(达意达旨)、准则4(考虑身份、关系等)、准则6(文明礼貌价值),在杨修的社会语用语境中,杨修遵守的准则不及他违反的准则凸显,终招致杀身之祸。

两宋文坛由宗欧向宗欧与宗苏并重的演变及其意义

欧阳修在北宋被尊称为"今之韩愈"。由天圣起步,庆历奠基,至嘉祐辉煌,欧门趋于兴盛,古文空前繁荣,北宋的宗欧是其时文人的共识。早在徽宗时,米芾对苏轼就有"文比欧公"的赞誉。南渡以后,苏轼更成为年轻士人尊奉的耀眼明星,文坛由宗欧转向宗欧与宗苏并重。这种变化还可以从《皇宋文鉴》、《崇古文诀》、《文章轨范》等精心选文中看出。"惟宋文章,曰欧与苏",这是南宋士人的共识,表明了北宋两大文学巨匠已成为两宋士人从文学到心灵都无限向往与极力追踪的楷模,显示出南宋人对包含文学、史学、经学等研究成就在内的博大精深的欧学与苏学的倾慕。宗欧与宗苏是对欧、苏所倡导的平易自然文风的确认,也是对欧、苏推崇创作自由、倡导不同风格发展的确认。这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古文创作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大革命与陈独秀早期思想——兼论第三种革命模式

面对近代中国信仰与秩序双重转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急切的救国启蒙的功利主义目的,纷纷向强大的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然而他们却仍然没有摆脱中国革命的"实质性传统",走出了不同于法俄革命、英美革命的"第三种革命模式"。

论北宋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得失——以杜甫为例

在北宋诗坛,杨亿选择李商隐为西昆派的诗学典范;晏殊则"取少陵多";欧阳修谓韩愈为绝伦,不甚喜杜诗;而江西派又以杜甫为"诗祖"。通过杜甫由"村夫子"到"诗祖"的地位逆转,可以看到北宋诗坛诗学典范选择的利弊得失。典范选择在诗歌创作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又难免一偏,可谓利弊并存,得失兼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