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需融入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在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占有重要作用。现代产业学院必须突破传统教育理念,以产业需求主导人才培养方向,将劳动教育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南通大学通科微电子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例,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创新,论述了劳动教育在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产业所需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何谓新质生产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新解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哲学基础、一般性质和中国特点三个方面的内容。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创造是以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经验原型的,但马克思在以他的历史哲学来审视19世纪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预示了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接合点。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质及其构成是由数字劳动方式决定的,数字劳动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技术构成上,实现了现代科学与复杂的技术系统和现代生产结构的有机结合;二是在资本的构成上,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创造为主体的非物质劳动进入资本构成,与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的资本共同构成了新的资本结构;三是在思想构成上,把系统哲学和系统技术结合起来,建构了以通信、信息控制研究为核心的思维范式。上述三个特点凸显了科学技术、人的思想创造和文化精神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相联系的,它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实践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就是近40年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中国式学校体育现代化中的“五育并举”

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党的教育方针从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拓展成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这是中国教育在新时代面对人才培养的现实主题,是应对新征程中国教育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目标拓展和改革举措。研究发现,从中国式学校体育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五育”中的体育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教育和学科,它在功能上与德育、智育、美育及劳动教育有着深刻内在的结构性联系,因此它具有与其他“四育”可以深入融合共育的广泛可能性。鉴于推进“五育并举”过程中会遇到的结构性障碍与困难,分别提出了体育与其他“四育”并举并进的途径与方法,推进体育成为“五育并举”的主渠道、主战场和主力军。

强国建设两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目标预测与提升路径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农业强国的关键任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农业劳动力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与单位农产品价值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其中土地单产上升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而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的贡献率不断上升。2010—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19.9%来自土地单产上升,67.8%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综合考虑按总增长率、按构成项的增长率和按与农业发达国家的相对水平进行预测,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在2035年将超过19000美元(2015年不变价格),在2050年将超过50000美元,达到农业发达国家水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主要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在此过程中,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并保障经营权稳定,促进以增值增效为导向的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何谓与何为:体育共同富裕的四重逻辑

体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两个内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上套嵌生成的实践型概念,从多维度理顺和建构其内在逻辑是把握其生成规律、引导其发展趋向的基础。从概念逻辑看,对体育共同富裕概念进行合取式阐释和析取式阐释较为单薄,关系式阐释能够辩证地对其进行科学界定;从理论逻辑看,体育共同富裕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空间的特殊展开,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体育异化”与“两极分化”,以“劳动”为核心范畴在体育与富裕的主客体关系中构建理论框架,并在当代得到理论发展;从实践逻辑看,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盘活体育资产并公平分配其价值,方能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体育的“本质复归”;从价值逻辑看,体育共同富裕使体育正义的分配面向更加彰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注脚,也是“两个和解”解放理想的现实开端。

“大国小农”背景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兼论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当代农业实践中的遵循与延伸,符合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它将生产力理论的经典构架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相结合,形成了生产力理论体系的新维度。培育和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应对农业经营规模受限导致的相关问题并引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三个维度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当前,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主要面临关键技术研发滞后、数字应用场景不足及高素质农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为此,可通过完善现代化农业大数据体系、培育数字“新农人”专业队伍等措施积极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增强国际竞争力。

劳动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定位与路径创新

劳动教育作为与社会生产关联最直接、最紧密的一育,具有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天然优势和底层支撑作用。因此,要强化劳动教育的政治宣示功能,筑牢新质生产力共享发展的价值导向;强化劳动教育的接班人培育功能,站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民立场;强化劳动教育的社会生产动员功能,优化新质生产力的人力资源流动;强化劳动教育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精神动能。实践中,可通过聚焦新质生产关系,优化劳动教育必修课建设;强化劳动价值引领,推动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把握新质生产力要素质变特征,搭建虚实结合的劳动实践平台;立足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底蕴,构筑学校劳动文化浸润体系四条路径,切实发挥劳动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新劳动的核心特质及其中国的时代呈现

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各类事物不再困于特定系统中,而是被要素化,随着系统边界的打破被释放出来,并与新要素联结在一起,使劳动呈现出各种新状态。知识劳动、创意劳动、创业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劳动推动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劳动的核心特质是破壁性与关联性:从劳动方式看,其破除了各类劳动、要素的边界,要求总体性劳动实现高位复归;从劳动时空看,其在时空交错、时空侵占机制作用下,不断突破着生活与工作、虚拟与真实、本地与全球、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次元壁;从劳动组织和制度看,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章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工作加以结合,劳雇双方的身边边界变得模糊,氛围、体验等非制度因素成为激发生产活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劳动的出现也对劳动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破壁与联结的新要求。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地级市层面的研究

数字经济不断向“三农”领域渗透,深刻影响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本文基于中国24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从要素配置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农业农村现代化三个维度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但对农民现代化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农村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流动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非粮食主产区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数字经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效果更明显。为此,需加快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优化农业农村地区要素配置,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

区域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机器人产业链发展经验为例

产业链现代化的本质是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其结果反映在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分工角色的变化上。从后发经济体的视角来看,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初始角色通常分为一般分包商和原料供应商,以此为起点的企业可以转向领先分包商、核心生产商、关键供应商和终端销售商四种分工角色,这种角色转变代表促进地区产业链现代化的四种不同的路径。广东省佛山市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地区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路径除了具有上述一般性特征以外,还会受到不同类型产业特征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化倾向。

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效应检验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因素。文章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并基于2012—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在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仍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存在基于劳动力配置和资本配置的中介效应,即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和资本配置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显著。

地区异质性、区际分工优化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地区异质性是区际分工优化的原因。区际分工优化即围绕地区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分工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区异质性的结果。二者共同决定一个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定位、如何分工、如何强化优势以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过程中,内陆及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给这些地区“第一自然”的“再发现”提供了可能,也为“第二自然”的“再创造”营造了制度友好型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地理的重塑。同时,各地区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出发点,选择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在区际分工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参与全国产业链的打造,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国家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各自力量。此外,只有打破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能有相对一个地区而言大得多的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需求主体广大的、边界不断扩展的统一大市场。可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不断释放统一市场的制度红利,不断拓展可促进区际分工优化的内需潜力,进而有助于各地区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如何看待都市型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特殊性——以北京市为例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基于对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分析,指出普适型农业政策对于以北京等超大城市为典型代表的大城市周边地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有其不适应性,创新都市型现代农业支持政策日趋紧迫。据此提出要辩证看待北京等超大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做到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超大城市农业发展更多聚焦都市型现代农业,并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型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要坚持试点先行,创新政策,支持北京等超大城市创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先锋城市。

数字劳动中的资本逻辑与异化扬弃

数字劳动异化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数字技术则构成了数字时代劳动异化和剩余价值剥削的社会基石。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数字劳动内含的资本剥削逻辑加以探察,是回答这一时代之问的必由之路。总的来说,数字技术异化为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的手段,是加速和强化数字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而数字劳动异化也反过来加强了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应用。事实上,数字技术作为资本控制和奴役劳动者的工具,除了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以及劳动者本身的控制,数字资源圈占与数字垄断也成为资本强化其价值剥夺与权力主导地位的又一社会必然。虽然科学技术在应用中的反劳动面向对工人阶级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困境与苦难,但是科学技术同样可以作为解放人类的手段,为自由王国的建立和再生产提供条件。因此,从数字技术审思批判出发,建立健全数字劳动法律规范与数据财产分配体系、规范应用数字技术以限制平台垄断、弘扬先进文化和保障意识形态安全以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引导数字技术助力人类劳动解放,是扬弃数字劳动异化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途径。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内涵、基础与路径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明确了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等目标相辅相成,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手段与前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对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的辩证思考与总结可知,现代化大产业切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现代农业的方向判断,又充分吸收了恰亚诺夫的小农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分析比较中国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发展情况可知,当下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还存在许多弱势和短板,要将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需要进一步落实“大农业”、实施“大科技”、贯彻“大开放”、践行“大融合”。

近代农家妇女劳动参与刍议(1929—1933)

近代农家妇女参与了维持家计的众多生产劳动,在不同劳动类型及农业区域,其劳动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本研究基于1929—1933年20个省105个县10359个卜凯农户调查样本,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农家妇女的生产劳动特征,并进行了不同农区的比较。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中,“男耕”并非“女不耕”,但妇女的农耕参与称不上农家“半边天”;从不同农业区域来看,水稻地带的户均女性农耕劳动参与率比小麦地带普遍更高,但水稻地带内部的差异极大,女性农耕参与率最高的为水稻两获区,最低是水稻茶区;在副业生产的参与方面,农家妇女从传统家庭“女红”手工向工厂“女工”转变,但从事副业生产的机会约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且多集中于纺织行业,妇女在各项副业中的劳动时间投入与男性相近,在副业生产中支撑起了农家“半边天”。造成近代中国农家妇女劳动参与差异的原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与种植结构、家庭人口与收入、交通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等,自然条件、家庭情况与社会环境是决定其劳动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

以劳育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劳动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使命

劳动教育是培养劳动者劳动技能、劳动素养和劳动精神的教育方式。作为一种教育形态,劳动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具体呈现为在实践方面相互成就、在价值方面相互契合、在精神方面相互促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劳动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性视角、整体性格局与文化性内涵,劳动教育的内涵、实践与价值得以丰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入推进劳动教育,要坚持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的方向,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政治导向、价值引领、物质保障、精神支撑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

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跃迁,也是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基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劳动技能结构,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叙事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根本缺陷是无限度的追求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导致人的贬值和片面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劳动引领资本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少数人立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单向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劳动主体的本体定位,是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多数人立场,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统筹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践行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近代中国中小学劳动课教师培养的缘起、路径与特色(1904—1949)

近代中国劳动课师资的培养既是基于现实之需,也是近代中国劳动教育的发展之要,两者均促成了专业且独立的劳动课师资培养机制的构建。近代中小学的劳动课教师培养是以各级各类师范教育为主体,辅之以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为枝干,两者齐头并进、互为补充。近代对于中小学劳动课教师的培养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专门的师资养成路径;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构建学术性与师范性并重的课程结构;博采众长,组建特色师资队伍;等等。这些都对当下我国劳动教育师资培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