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的经典化及其意义

《唐诗三百首》是近代以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唐诗选本。该书自诞生后一直到近代早期,主要在童蒙教育领域流传广布,童蒙群体构成该书的主要阅读者,实现初步经典化。近代出版业的辉煌,促使该书衍生出几十种版本,为进一步的经典化提供了足够的文本支撑。近代出版商的积极营销策略,使各版本在社会上广泛流播,为该书俘获更多读者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社会普通读者的广泛阅读接受中,该书跨越启蒙教材的束缚,成为一本颇具审美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渗入日益加深,完成了经典化过程,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持续产生深入影响。研究《唐诗三百首》一书的经典化历程,具有透视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史学意义,还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言与不言:“阈限”之中的创作——北平沦陷时期(1937—1945)朱英诞无题诗研究

“阈限空间”指一种临界的、边缘化的他者空间概念。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诗人朱英诞也随古城进入“阈限”状态。无题诗本身带有的形式意味、古典意蕴,以及隐晦朦胧、模棱难解与虚空孤寂等中国式美学特征,实为朱英诞带着双向他者视角进行“言与不言”间丰富探索的有效工具。朱英诞“与古为新”的无题诗,使得沦陷之阈限空间,藏纳了矛盾性、混杂性与不确定性,具有了包容性与扩展力,并展现出中国诗人的“另类现代性”追求。其在帮助诗人建立起自我阐释世界新框架的同时,亦暗含着诗人于北平沦陷时期对存在之真实状态的坚守,以及对独特美学精神的追求。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田汉现代歌诗中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

田汉现代歌诗的文体发生与发展,不仅寄寓着他从唯美诗人向革命歌者身份的歌性转向现象,还蕴含着左翼歌诗发生、转向的政治诗学问题。而该现象背后,涌动着田汉与当时声音环境体验间颇具现场感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观。一是田汉因其感性直观的艺术家气质,通过诗歌、批评等形式,从情绪感受到歌诗生成显现出“诗人—革命家”的歌性转向现象。二是田汉对歌诗传统的切肤体认,使他在感应革命声音诗学浪潮时,能自觉穿越歌诗形式之辩回到歌诗语言的政治修辞深处,在语言意指与话语实践中释放左翼歌诗语言的政治诗学能量。三是田汉歌诗中歌性形象化的听觉文化转向,融通大众与音乐的诗学观、主体意识、身体政治美学等文化政治意涵,已超出静观诗学范畴在歌诗语言运动中显示意义。因此,田汉现代歌诗在歌性转向、政治修辞、文化政治等层面揭示出革命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象,值得深入探究。

谈邵洵美的诗

在中国新诗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独具特色,但又饱受争议的诗人。邵洵美的诗歌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文人写作,青春期的躁动,再加上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褒贬不同的反响。1949年以后,邵洵美的名字在诗坛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批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发掘出来,邵洵美也在其中。邵洵美是有诗的才华的,尽管由于时代、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局限,他的诗作在哲理的深度与对人性的深层体认上尚有欠缺,他的爱情诗还未能展示出灵与肉、情与欲的复杂纠缠,某些“颓加荡”风格的作品,更是损伤了他在部分读者中的印象,但这并不影响在中国新诗史中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论多多诗歌的现代修辞策略

多多诗歌有着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其特征之一在于诗人善用奇崛惊人的现代修辞策略,以象征、暗示、变形、荒诞、反讽等现代诗歌技法精心打磨每一首诗歌,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展现其生存困境,并努力寻找和铸建精神家园,从而体现出独特的文本风貌及诗歌价值。

现代体验的古典书写:中野逍遥汉诗的定位与再评价

明治时期汉诗人中野逍遥将一种全新的"失恋"体验付诸汉诗书写,呈现出激烈的情感表达与语法突破,同时期的评论家多将其视为对汉诗传统的背离,并与当时的新体诗相提并论,这一观念也在此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得到继承.然从文本、典故、命题、语法等层面来看,逍遥的书写并未脱离古典诗歌体系的框架,而是以香奁体的形式构成了对现代性恋爱体验的书写;又因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继者自居,故在明治这一新旧交替的时代深感传承的责任及失落的痛苦.大町桂月等人的解读带有特定时期的西化意识形态色彩,过度强调其革新的一面而未呈现其身为汉诗人的全貌.突出逍遥诗作在古典与现代的夹缝中游离、挣扎的样态,或更能凸显其身为文学史特定时期作家的典型性与复杂性.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上篇)

中国新诗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的,而是由一个不是诗人的人———胡适开创的。胡适不是一个诗人,但却成了一个诗人;冰心是一个诗人,但却没有成为一个诗人;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文章以对诗,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论述了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下篇)

中国新诗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的,而是由一个不是诗人的人———胡适开创的。胡适不是一个诗人,但却成了一个诗人;冰心是一个诗人,但却没有成为一个诗人;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文章以对诗,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论述了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姚鼐《今体诗钞》的编撰缘起及其经典化考察

姚鼐《今体诗钞》是一部著名的近体诗选。《今体诗钞》是选家出于教学需要,续补王士禛《古诗选》而作,也是为了彰扬其"唐宋诗并举"的诗学观念。弟子、诗友们的群体需求,选家自身高水平的创作与评注,为此选的广泛流传与经典化进程奠定了详实的基础,也张扬了姚鼐诗学、光大了桐城诗派。

语象与意象:诗歌的符号学阐释分野

本文从符号学诗学角度,引入"语象"概念,并重新审视传统诗学概念"意象",澄清了诗学中的语言、语象和意象三者的关系。语象与意象之别在于语言的符号化对象之不同,语象在符号学类型上有实体语象与转义语象之分,元语言与含蓄意指的共同作用能够说明语象的符号学生成机制。现代诗与古典诗在语言、美学原则、诗性定义等诗学本体上的诸方面不同,集中体现为语象与意象之别,语象理论的建设将促成中国诗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冷”与“热”平衡中的古典抒写:程千帆的新诗创作

程千帆先生的新诗创作中不仅传达着现代人独特的情思感知,更带有浓厚的古典气息,这与他古典文学研究者和旧体诗词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尤为相符。他的现代诗透过洋溢古典风韵的新体式,用“冷处理”和“冷幽默”的言说方式节制内心澎湃的诗情并宣泄对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形成在“冷”与“热”的平衡中抒发诗情的独特艺术风格。这样的诗艺探索也成为了20世纪30、40年代新诗通过汲取古典艺术理念表达现代诗学追求的重要佐证。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纽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状态显然与这一纽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状态所滋生的产物。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书写由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焦虑",始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为确认个体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以镜像功能的意义,构成现代诗人笔下内涵深邃的意象。对"中国形象"的营造,超越了单纯的乡愁情结而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文化生态及知识者心路历程的见证。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下)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首先是文学主题的交鸣与内在情绪的共振,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人生的失望而归向内心的体验与思考,在这种心理体验与思考中呈现的是对现实的深刻理性批判,对人类自我的冷峻反省;其次是以纯诗追求为价值目标,分别从诗歌的音乐美、象征美、语言等形式的陌生化方面,表现出对诗歌形式本体意义的影响。

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

姚鼐诗学于乾嘉时期自成一家,其《今体诗钞》后世流传较广,明显体现出作者的诗歌批评特点。姚鼐评选诗歌重才力、尚奇警,以文法解诗、注重考据,并采用了圈点的批评形式。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