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时代转折Ⅰ——1920年代苏联先锋派建筑理论及作品创作璀璨绮丽的原因探讨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构成主义、至上主义、立体—未来主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投影主义、线性主义、城市主义、反城市主义、蒙太奇与流动建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先锋建筑流派在苏联迅速地喷薄而发。本文从诸多流派和艺术主义的类别出发,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关键实例和人物,探讨其思想在若干社会经济、人文艺术等领域的源泉。通过分析多方面因素的交织,探讨这一时期苏联先锋派建筑何以成为时代转折的标志,为何具有长远的预见、璀璨的表现与深远的影响。这些先锋派多姿多彩的探索,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研究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追根溯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仅可以在先贤者的足迹中前进,而且可以更好地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在研究感知与体验中领悟先锋引领发展的未来。

“附近的纠缠”:当代青年“抱树”现象的多物种民族志考察

文章利用多物种民族志、深度访谈等方法,以“抱树”为观察切口,探讨了当代青年与树木之间的相互纠缠及他们的“共同生成”。研究发现:“抱树”是人与树之间的“交染”:一方面,从童年时期的陪伴到青年时期的社交拓展,人与树的纠缠贯穿了当代青年的整个生命历程;另一方面,人能在“抱树”期间获得或拟物或拟人的跨物种生命体验;从线下参与到线上社群营造,“抱树”群体经历了从“玩”到“微政治”的过程,对“抱树”日常分享的鼓励将“远方的自然”转化为“身边的日常”;“抱树”的零成本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被消费主义物化的风险,但仍须时刻关注“附近的纠缠”,认识到生命体之间不仅仅在空间上接近,更在生态层面上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

移动性与爱尔兰现代化:乔伊斯小说中的新式交通工具

21世纪初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移动性转向”,构建了“新移动性”范式,并引发了文学研究领域的热切关注。以交通移动性为代表的移动性媒介是文学移动性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都柏林的交通模式经历了由传统马车向体现工业与科技革命成果的电车与火车等转变的过程。移动性媒介视阈下的爱尔兰现代化进程,重塑了爱尔兰人的现代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展现了新的速度与节奏所带来的新的移动感知与心理体验。乔伊斯对新兴城市交通技术的细致观察与积极描述,绘制出一个技术合作与创新的现代都柏林城市形象,改变了欧洲对爱尔兰工业和社会文化落后的偏见。

转变与转变的犹疑——以《徐迟文集》补遗为考察中心

徐迟是认识、理解文学和文人因应政治历史而变的复杂情形的重要个案。笔者发现了蕴含着徐迟文学思想变动痕迹的五篇集外佚文,这些文章既表明徐迟在努力认同和践行文艺大众化方案,也时时透露出徐迟对旧时之我所曾迷恋的现代化、精致化艺术的迷恋。徐迟虽然转向革命,但其转向又充满往复撕扯的犹疑迹象,由此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在泥沼中”的复杂文人形象。

教育哲学视角下学前教育现代化转向

为了阐释学前教育现代化的现代性,揭示学前教育的价值与意义,需要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探讨与学前教育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从教育哲学的视角,阐述学前教育现代化的现代性转向,包括“回归传统文化”“重申伦理精神的重要性”“祛理性工具主义霸权与功利化倾向”三方面内容;探讨学前教育现代化发展根本的问题——人的心灵发展的诉求,需要回归儿童精神,促进儿童心灵的发展,同时还需解放非理性精神,唤醒教师的情感体验。

从转向到演化:W.J.T.米歇尔图像学研究的理论进路

自20世纪90年代始,视觉媒介技术逐渐完成了从电子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换,与此同时,学界也兴起一股以“图像转向”为主题的视觉文化研究热潮,W.J.T.米歇尔无疑是其中的领军人物。近年来,虚拟影像技术、大数据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系统的不断突破,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未来视觉呈现的想象。此刻,回看米歇尔对现代图像学的理论构想和阶段阐述,不难发现米歇尔在该研究领域的前瞻性,他关于生控复制及生命图像的隐喻,以及关于形象科学的系统性论释,打通了符号学、媒介学与图像学的边界,在完善从转向到演化的自身理论框架的同时,为当下诸多图像新样态和视觉新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论证支撑,实现了现代图像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体系建构。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评价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路径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完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本研究以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时代背景,以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评价为研究主题,探究新时期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评价的时代意义、发展转向、实施困境及建设路径。重点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评价实施过程存在的评价体系尚未健全、评价尺度标准异化、评价方法工具缺失、评价联合机制滞后等困境,从确立与完善科学的体育课程评价标准、建立联动与协同的体育课程评价机制、创新与应用不同的体育课程评价方法、继承与拓展一体化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为深化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育评价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与实践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但在新发展阶段,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大量滋生,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主体、方式、过程以及结果等层面,致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确定性”的诸多挑战。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既是以往现代化历程的直接后果,也将作为新的社会现实成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变量。但当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以“确定性”思维为主导,不仅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知识难以解释不断变动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在实践层面上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现象。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挑战为当代观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

田汉现代歌诗中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

田汉现代歌诗的文体发生与发展,不仅寄寓着他从唯美诗人向革命歌者身份的歌性转向现象,还蕴含着左翼歌诗发生、转向的政治诗学问题。而该现象背后,涌动着田汉与当时声音环境体验间颇具现场感的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观。一是田汉因其感性直观的艺术家气质,通过诗歌、批评等形式,从情绪感受到歌诗生成显现出“诗人—革命家”的歌性转向现象。二是田汉对歌诗传统的切肤体认,使他在感应革命声音诗学浪潮时,能自觉穿越歌诗形式之辩回到歌诗语言的政治修辞深处,在语言意指与话语实践中释放左翼歌诗语言的政治诗学能量。三是田汉歌诗中歌性形象化的听觉文化转向,融通大众与音乐的诗学观、主体意识、身体政治美学等文化政治意涵,已超出静观诗学范畴在歌诗语言运动中显示意义。因此,田汉现代歌诗在歌性转向、政治修辞、文化政治等层面揭示出革命声音政治诗学转向景象,值得深入探究。

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市民社会现代性转向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支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们完整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三次现代性转向。以辩证需求体系对实然社会的纳入为市民社会理论注入现代性视野;以历史唯物主义完成对资本主导的现代性进程的结构性剖析,指证现代性社会的经济规定性;以文化组织将市民社会重新命名,在市民社会理论中开拓政治与经济维度之外的非经济场域,为之后的民主商谈的转向埋下伏笔。

近代武术“以用为主”的学术转型

以武术为主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中国式学术体系建设需以文化自觉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对近代武术学术转型进行探讨,认为:①近代学术转型在救亡图强、知识群体重组、以西释中等背景下形成了新认识,在武术的功能化发展中形成“以用为主”的体用观;②在“体”“用”分途后,近代武术群体以功能性发展为主、本体性发展为辅,这也促使其产生“以用为主”的学术转型;③在“以用为主”的体用观主导下,武术学术研究形成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理论性研究为辅,术化为主、学化为辅的趋向。

帝国的“知识殖民”:认识十九世纪沙俄对中亚空间秩序建构的新视角

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学者十分关注“帝国转向”的议题,尝试重新从空间秩序的角度切入帝国史与殖民地关系史研究,从而也影响到中亚史研究领域。文章认为,与其他殖民帝国相比,19世纪的沙俄帝国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对殖民地区域的地理空间认知的全新塑造,进而推动区域空间秩序的变革。这种空间秩序依托维尔内、塔什干、比什凯克等现代城市的崛起以确定新的中亚中心、依托中亚区域内铁路网的建设以替代传统的驼队商路、印制新式中亚地图取代缺乏现代科学要素的传统地图以重构认知。因此,只有对沙俄以“殖民现代性”建构中亚秩序的过程进行充分的系统的历史与知识反思,才能更深刻理解提出“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意义。

论文化自信与古代文学研究“现代转向”

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必须有新的现代转向,加强新话语体系建设,重构新的研究范式。“海外汉学”“文化研究”的兴起,为新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古代文学研究,要以考证为中心,着重于阐发“义理”,“回归原典”,做原创性的研究,以审美化的本体阐释为法则,归纳总结文学创作规律和美学原则,提炼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从而创造新的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研究要“国际化”,一方面在文学批评过程中,走理论化、科学化道路;另一方面,推进古代文学专业论文的英文写作和创办英文版的文学期刊,扩大中国文论的国际影响力。

城市更新背景下美国历史环境“立面化”保护利用研究——以华盛顿特区为例

“立面化”以建筑立面与内部空间的分离为基本特征,其伴随着美国1970年代末市场导向型城市更新出现,并在1990年代呈现出更加灵活的操作方式。文章将“立面化”置于城市更新背景下,深入研究美国历史环境保护利用中的立面化现象。通过考察二战后美国城市更新模式的转变,阐述立面化实践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经由建筑学、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后现代转向阐释其理论基础;以华盛顿特区历史保护实践中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为例,研究其形成机制;并以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损失评价其后果。在此基础上,呼吁在城市更新中保存真实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遗产。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转向与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现代化由“点的爆发”到“蔓延至西欧局部”,再到“席卷全球”,开拓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形态。中国在追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从模仿前行到自主探索的路径选择、从工业化到社会现代化的主题转换和从西式现代化样态到中国式现代化样态的历史性跨越的历史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构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法则,贡献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智慧。

探索文明的进路——西方媒介社会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为更好地讨论和发展媒介社会学,赋予其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文章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一个大致的学科领域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十大理论成果,认为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单纯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概念,成为理解传播现象和推进社会理论的潜在范式。同时指出,对于媒介符号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是媒介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引领着其未来发展趋势。

《教育杂志》性教育传播的现代转向及启蒙意义

清末民初,以《教育杂志》为代表的报刊开展了突破传统禁忌的性教育传播活动,在推动中国近代学校性教育发展,改变国人对“性”的态度、观念、行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对《教育杂志》性教育传播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背景展开研究并发现: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教育杂志》率先开始了近代报刊中的性教育传播活动,充当了一个即时在场的议题引导者角色。其传播活动的价值追求逐渐从民族福祉转向个人利益,引导受众转变对性教育价值的定位,帮助其逐渐摆脱对性的传统耻感和性教育的排斥心理。从批判到主张的话语逻辑,重构了受众对于性教育的认知体系;从馆内延伸至馆外的作者队伍,让知识视野多元化,触发并扩大了性教育的传播场域;从隐晦到直白的表述方式,则以科学传播破除受众迷思。这些处于动态变化的传播方式促使受众的性认知逐渐从另类回归常识。《教育杂志》的性教育传播对当下媒体报道性教育相关议题颇具借鉴意义。

传记伦理及其现代转向

本文从传记史的角度对传记伦理功能进行了考察,并对当代传记伦理论争的若干个案进行了探讨,认为在20世纪,由于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以及精神分析对传记的介入等因素,传记伦理经历了一个转向,现代传记的侧重点已从对抽象的人性之“善”的有意追求转向对具体的人性之“真”的深度探索,“真实”成为现代传记的“第一伦理”;另一方面,优秀的传记作品对传主人生的探索建立在对人性弊病的同情与理解基础上,这传达出更为深沉复杂的伦理情感和伦理诉求,是对传统传记伦理功能的深化。一个“真实”的人生,总是已经包含了某种道德教诲。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体系的现代转向——基于政治统治史的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体系是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仁为宗的价值观和成圣成贤的人生观三者的"三位一体"。它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传统伦理文化体系在明朝中叶发生"松动",在哲学上的表现主要是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其客观上造成的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潮,以及心学引起的明清启蒙哲学的文化现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和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被破坏,传统伦理文化体系遂走向瓦解。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其自身异质性的因素也为新的文化体系的形成带来了挑战。

宋儒“立极”与“立身”的开新面向

个体作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是考察儒学现代转向的基点。据此而言,以往的“附会说”与“对立说”并不能对儒学的现代转向提供恰当的解释。儒学的现代转向是传统儒学自身更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滥觞于两宋时期。当时市民生活的兴起本源性地孕育着传统儒学的转向,而两宋儒学正是这种生活风貌的理论呈现,因而体现出一种“开新”的面向。其中,两宋儒家通过天人关系的重建,以“立人极”为根本指向从本体层面感召着个体的觉醒;同时通过工夫论的建构,以“立身”为现实目的提供了一套自知自行的修身方法,客观地刺激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