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生存境遇的现代性悖论及其规制

当代青年的生存境遇面临着现代性悖论:生活效率的提升、物质条件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丰富性的增强,没有带来更幸福的感觉,青年人的意义虚无感、身心压力度及自然缺失感却与日俱增。这背后的现代性逻辑是理性的过度发展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关系的失衡。规制青年生存境遇面临的现代性悖论,不可能重回前现代的生存发展状态,只能遵循现代性的主体逻辑,合理规制其负效应,用凸显青年本质存在的人文精神重塑社会运行方式,从而匡正基于青年人合理需要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解析——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式现代化精炼概括为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必须阐明这五大特征所蕴含的辩证关系。本文基于矛盾观与系统观结合的视角,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在理论上解构为局部富裕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本国福祉与他国福祉、现实情境与发展目标五对矛盾关系,进而剖析这些矛盾关系如何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层次嵌套和动态变化的矛盾系统。本文通过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系统内涵,为统筹协调现代化各方面矛盾关系提供了系统思维和整体架构,也为展现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提供了学理支撑。

雅里“啪嗒学”:悖论与现代性冲突

19世纪末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把男孩子的想象力运用于哲学思考中,自创“啪嗒学”,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在《啪嗒学家浮士德若尔的功绩和思想》里,雅里为“啪嗒学”明确三个定义。雅里对“啪嗒学”的坚持,不只停留在著述中,日常生活中他也戴着“怪物”面具坚持“愚比式”的姿态,表现出“啪嗒学”的悖论结构——不和谐的元素互相碰撞、彼此共存。在这一结构中,“啪嗒学”突破其批判19世纪末戏谑或嘲讽形而上学的目标,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哲学现象,为审视现代性冲突寻到一条特别的道路。

现代化与民主的西方式悖论及其中国式解题——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西方式现代化一度垄断了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解释权,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因此,应透过外在问题深入其资本主义本质及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规定性来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沿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的原则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要旨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与重新赋义民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体现为始终秉持一种积极的现代化观和对平等价值的强调;另一方面,对民主的重新赋义体现在从制度上回答了“谁的民主”的问题、明确民主是解决问题并追求善治的民主、强调尊重民主多样性和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必将从根本上克服西方化体系下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进而超越西方化的限定性,使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化形态中获得彻底解放。

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

悖论性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贫困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修复悖论性贫困,提高雇佣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最终都“无功而返”,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两极分化”困境和“福利过度”陷阱。而反观中国,经过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还促进了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的超越,为促进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再评时钟佯谬的现代解

详细地讨论了文献[1]中的结论:时钟记录的并不是自己的世界线长度,而是自己与原点之间的间隔,τ_(B)=τ_(A)。澄清时钟佯谬现代解中的两处错误,导出适用于任意运动时钟的公式τ=(t^(2)-x^(2)/c^(2))^(1/2)。

田园理想与美国乡村文学

脱胎于欧洲的美国田园理想移植到新大陆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它摆脱了欧洲田园理想对田园生活的乌托邦式想象,呈现出世俗和功利性的一面,即对工业文明的接受和物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既崇尚田园生活又不排斥现代“艺术”的美式田园理想具有内在的悖论性和深刻的矛盾性特征。作为积淀在民族想象中的文化传统,美国田园理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乡村文学。它打破了美国乡村文学主题陈旧、形式落后的惯有认知,赋予美国乡村文学既崇尚田园传统又不拒绝现代性的双重特质,促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美国乡村文学的繁荣,但其悖论性在一定程度上又暗示了美国乡村文学的悲剧性结局。

挥之不去的卡夫卡味儿

卡夫卡虚构的讽喻和寓言为什么有挥之不去的强烈现实感?本文作者认为,卡夫卡味儿(the Kafkaesque)不是负面情绪的释放那么简单,而是卡夫卡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对不自由状况的深刻认识以及他独特的文学游戏形成的“负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因而值得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卡夫卡作品中强烈的压抑感,讽喻地指向一种父权/威权的秩序或体系,就其生成逻辑而言,属于“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结构。其社会象征秩序形成权力的“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并遵循荒谬的罪与罚之法,形成两极之间各色人物特殊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用后殖民研究的术语,可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卡夫卡以反讽和悖论呈现绝对权力,比如:卡夫卡以死亡象征绝对权力,但濒死的权力依然有足够力量扼杀上升的生命;此种体系的官僚运作远不止于繁文缛节,而是将残忍和荒谬变成天经地义;它引起的恐惧以封闭空间再现,既狭小又无限大。笔者汲取莎士比亚、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济慈(John Keats)、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的智慧,以卡夫卡若干中短篇为例,深入讨论卡夫卡味儿如何根植于他的美学判断。卡夫卡作品的“美感”是一股潜于无形的善念,亦即对自由的渴望和执着;卡夫卡修辞的魅力之一,是他能将梦魇雕刻为一个个本雅明称之为“形姿”(gestus,gesture)的片刻,形成反讽、悖论、模糊等修辞效果的相反命题并存,为文本解读提供认真思辨的游戏空间。

工业互联赋能制造业服务化的转型逻辑与治理实践

中国已跻身制造业全球价值网络核心区,但却面临着强竞争力与强脆弱性共存的产业链二元悖论困境,工业互联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正在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发力点。在大国博弈和新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工业互联技术及基础设施依据自身资本特性、技术特性和数字特性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赋能,提升制造品服务化产出和非制造品服务化产出,并催生不同类型的服务环节独立衍生以反哺制造母体,增加制造业企业服务价值。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目的是实现价值链升级,工业互联通过赋能制造业服务化构建产业生态系统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改善产业链脆弱性和破解产业链二元悖论难题,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政府在新产业兴起的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差异化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新型制造业现代化体系构建、新业态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和价值观赋予,以此完善经济治理。

“曼德维尔悖论”中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三个重要前提——兼论其在伦理学发展史的理论意义及自身局限

“曼德维尔悖论”尽管在形式逻辑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从感性的“私恶”出发论证公共理性产生的独到视角,使其在近代伦理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转折性地位.通过对私恶与道德、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探讨,从道德实践的动机、现实物质基础与效果三个维度理解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形成对“曼德维尔悖论”的批判性认识.在理论上,“曼德维尔悖论”使近代伦理学研究开始关注到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为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问题导向,化解了动机论与结果论的片面性,为解决动机与效果间的一致性问题提供了方案.但该理论本身也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阶级的局限使曼德维尔将恶的产生仅仅归结到人性,并寄希望于“优秀政治家”的善良意志,因而无法像马克思那般深入到历史本质性维度发现“资本逻辑”的影响并提出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设想.

非遗保护“现代化”悖论的民间境遇--以石林大海子“阿诗玛”为例

非遗保护运动起于对一元现代化工程的反思,却在制度设计与实践进程中陷入推动现代化再扩张、再规训的风险,非遗保护的“现代化”悖论由之显现。对此,学者们主张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及参与能动性,但仍难以弱化悖论的现实影响。通过对石林大海子“阿诗玛”传承的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发现,村民们与被纳入非遗体系的“阿诗玛”和生活整体中的“阿诗玛”形成了多方位的生活交互。民众“多元之一元”的认知与话语表述,自主变革“阿诗玛”展演使之深入撒尼人社区生活网络的实践,呈现出民众生活逻辑中“与悖论共处”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而在具体的个体体验层面,村民在歌舞排练和表演中实践着指向自身文化权利与“成为人”的意义,超越了这一悖论。学者们的悖论焦虑与民众的与悖论共处,恰恰呈现了非遗运动中不同主体话语和实践交流与交互的真相。

悖论性结构·多元现代转型·新人文主义——论“大文学史”视域下孔范今教授的学术建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价值重建和文学史重构”是文学研究的大命题,孔范今教授是这一领域卓有建树的重要学者。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多次回旋式发展,文学研究要回到包含多重文本的“对象”本身,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考量,《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是其初步尝试,“大文学史”观呼之欲出。这一文学史重构思路在他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和缜密,他提出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时性”结构的“再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孔范今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新人文主义”观念,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新人文书系》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完全打破了文学史依靠租赁社会政治史的时空而安身立命的建构思路,在多元现代转型中重彰“新人文主义”命题。他所谓的新人文主义“特指在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即现代过程中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现代科技工商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抗衡的人文性文化倾向”,这是贯穿新文学始终的“共时性”结构。孔范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重塑了新文学发展和研究的坐标系,体现出一个卓越的人文学者宏阔深在的史家气魄。

理性的“吊诡”:由韦伯学说到现代性悖论思考

现代性是一个人们无法挣脱的场域,充满了悖论与矛盾。韦伯通过"合理化"或"理性化",思考了现代性的悖论及其产生根源,提出了理性的"吊诡"问题。根据韦伯的理论,产生现代性悖论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以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而这主要是由人们对世俗经济利益的追求、科学的发展与世界的"祛魅"化造成的。人们提出了多种方案试图解决现代性的悖论。这对于我们探索现代性悖论问题,寻求解决现代性悖论的正确途径,促进现代性的合理顺畅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下上海影像中出现的多重“现代性”及其成因——兼论对上海想象真实性的塑造

当下以现代上海为题材的电影中,上海呈现出几种迥异的面貌:在《夜.上海》、《米尼》和《大灌篮》等影片中,上海是一座时尚、浪漫的现代化大都市;在《苏州河》、《目的地,上海》等影片中,上海则被描述为一片精神荒原、废墟之地;而在外国导演拍摄的《海上梦境》、《上海红美丽》等影片中,上海明显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变化中国的缩影。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上海现代性转型过程的极端复杂性和矛盾性,另一方面则是这类电影的创作者们并没有站在一个理性、客观的立场来观察和描述上海。一个较为真实的上海形象在电影中的塑造,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艺术造诣,并且对上海有整体性了解的电影工作者们的不懈参与。

弱势群体保护的人本主义诠释

当下中国的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生成与弱势群体问题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人本主义是弱势群体保护的根本性哲学基础与现实出路。人本主义蕴涵了弱势群体保护的价值追求:人是目的;廓清了弱势群体保护的道义基础:社会平等;明晰了弱势群体保护的发力源泉:国家责任;标示了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路径:共享发展。人本主义语境下弱势群体保护的实质是对现代性危机的破解,其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诉求。

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

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百余年来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沿着技术理性的道路发展,民主被技术化为一个隐性的角色。唯有跳出现代性所预设的思维模式,走向民主行政,才有可能化解公共行政的逻辑困境。

知识分子与大学的现代性悖论

在现代性合理化地建构秩序的境遇下,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立法者到阐释与批判者、从"异乡人"到"定居者"的转向;大学在现代工具理性的压力之下也相应地走出"象牙塔",踏进"服务站"而蜕变成"多元化巨型大学"并晋升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随着学科知识的日益专门化、学术生活的日趋秩序化,知识分子获得来自"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承认越多,其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对权势阐释真相的独立本性与批判潜能则越少。此一现代性悖论,是高教研究直接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道玻璃墙。

现代性悖论与全球史观——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从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维度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其本质特征。但民族主义存在现代性悖论,即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对全球史和新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在战略对策上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

作为面向现代性的韦伯法律理性化的理论所包含的悖论,乃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以形式理性化为特征的法律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正当性论证的一元现代性学术诉求。尽管形式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但是要破除法律理性化中的悖论就必须引入多元现代性论证的视角,立足于不同文化中的理性结构,为多元现代性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建构提供可能。

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悖论及其合理规制——论马克思对《资本论》语境下的资本逻辑批判

资本逻辑是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内部联系,它不仅是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本性在全球视域内的必然选择,是增值逻辑和扩张逻辑的内在统一。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通过对其实体形态、关系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深度批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这种悖论性的存在根源于资本逻辑本身,是资本二重性的必然结果,成为生产方式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弊病,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让资本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平等地享有。资本逻辑本身就蕴含着超越资本逻辑的潜在力量,这不仅是资本自反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扬弃资本、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动力。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共同富裕为本质,培育资本的伦理精神和人文情怀,建构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