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百家”何以融合——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并非法家思想一家独大,而是儒家、道家、墨家各有体现,这表明诸子百家并存的思想逻辑存在于先民的思想意识深处,这里既有殷周时期天命观的遗留,又有人治作为共同底色的人文观念,还有战国后期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经”与“权”的认识。用五行相生解释“命”,五行相克解释“运”的先秦解释系统是百家融合的哲学基础。该文聚焦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着重关注简牍所反映的哲学观念,主要选取《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语书》《日说》等篇目阐释竹简体现的百家思想融合趋势,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劳动圣人 天下奇书——论墨家合理思想

墨子是劳动圣人,《墨经》是天下奇书。墨家合理思想,与现代世界先进思想高度契合、联通接轨,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锐利思想武器与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代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与组成部分。本文论述墨家合理思想的三个重点。第一,墨学产生的机理,学儒反儒成显学。第二,墨家科学精神的要领,巧传求故,求真务实。第三,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领及合理思想现代观,其劳动生产观、劳动人权观、劳动本位观、群众智慧观、人力能动观、人民价值观和兼爱平等观等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值得细为品鉴、传承与弘扬。

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审视

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判断,指出了墨家学说的理论来源。墨家的立论所依据的夏政,有民间传说的草根优势,符合中华文化寻根问祖的传统,遵循了“以史为鉴”的政治智慧,容易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但是其证据不足,逻辑推理欠缺,显示了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弊端,值得加以仔细反思。根据最新的二里头、陶寺等地的夏代考古发掘史料,我们对此加以对照说明。

墨子“明鬼”论与先秦“赏善罚暴”法律观念的盛兴

上博简《鬼神之明》篇面世以来,学界关于该篇是否为墨家文献聚讼纷纭。阐释《鬼神之明》篇旨可回观涵盖“明鬼”论的更为宏阔的传世《墨子》。本于“兼爱”,墨家劝善戒恶歆惧世人,明鬼原是墨家正义观的一种独到表述。这种“贵义”的规范诉求不免抵牾于现实的失范情态,于是墨子重拾传统神权法因素,塑造权威要素以填补规范信仰的缺失。因此,“明鬼”论说始终通过“赏善罚暴”语句彰显其政治法律功能,并具体表达“不杀不辜,不失有罪”的罪刑原则。墨家“明鬼”论既成为赏刑之法的话语渊源,也因渲染性恶而趋近于重刑理论。墨家“明鬼”论及《鬼神之明》篇旨反映了先秦赏刑理论史的展开,亦是考察信仰与法律关系理论的范例。

中国慈善思想渊源探析

中国慈善事业的产生及其发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先秦时期,孔孟、老庄等诸子学说体系里即孕育着慈善思想的精蕴,譬如儒家言“仁爱”,道家言“积德”,墨家言“兼爱”。两汉以后,佛教的慈悲观、业报说和功德观也是中国社会慈善事业兴起、发展的思想渊源。

墨家科学理性的形成及其中绝

对于墨家的科学理性及其形成,人们往往采取认识论的途径,直接诉之于其经验、逻辑或生活实用的说明。本文根据价值理性的定向与统摄作用,认为其形成主要是因为墨家的宗教意识撑开了其人文关怀与经验认知之间的张力,而其中绝则是传统的现实关怀及其收摄作用所致。因而,只有在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能成为双方相互促进乃至各自独立发展的动力。

墨家思想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影响

“侠”不出于或归属于墨家,墨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在下层民间伦理中,小生产劳动者吸纳了墨家思想中的适用成分,以此为价值选择,并影响其行为方式。近代以来,墨侠遗风和革命精神相结合,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一定历史影响。

清华简《治邦之道》墨家佚书说献疑

新公布的清华简《治邦之道》围绕治国理政展开,因其与墨家思想多有交集,故整理者将其视作墨家佚书。但该篇与墨家思想的相近之处,如所谓的'尚贤''节用''兼爱''节葬'等观念,亦多见于其他学派的论著,并不能成为判定该篇性质的依据。而且,该篇的一些观念,如对'礼'与'命'的认识,又明显与墨家不合。因此,将其简单定位为墨家佚书并不适宜。该篇是战国中晚期诸子思想交融的产物,总体来说更接近儒家的旨趣。

墨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墨家的尚贤治国论、崇尚节俭的政治道德观念、以兼爱为本的政治伦理与政治管理理念对当今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有借鉴意义;墨子社会管理思想对维系社会安定有特殊作用;墨家经济思想与方法可以发展成一门新兴经济学——新墨家经济学;墨家军事国防思想和兼爱思想具有国际性价值;墨家伦理思想对重建今日中国公民道德具有重要作用;墨家社会思想具有实现社会本位的现实价值。

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依据墨家学说主旨、队伍组织、从事工作,特别是社会作用的不同,可将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兴盛(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381年)、衰败(公元前381年至公元前311年)、转型(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50年)、重兴(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21年)四个阶段。兴盛阶段,墨家着力游说诸侯、传播学说、制止攻战、助弱国守城;衰败阶段,墨家学派分化内斗,三派弟子活动转型;转型阶段,"谈辩派"后学热衷于空言思辨,"说书派"后学被视为与儒家同类,"从事派"后学对"任侠之风"产生重大影响;重兴阶段,墨家学派声势复盛,"说书派"后学的宣传,"从事派"后学对墨家精神的继承,"谈辩派"后学与儒家、法家的尖锐争辩,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墨家逻辑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墨家,其逻辑思想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介绍了墨家逻辑思想中"三表"、"三物法"、"名实之辩"等核心内容,并阐述了墨子"三物法"对《内经》辨证论治观的影响,墨家"类"思想对《内经》取类比象观的影响,墨家"三表"对《内经》认识论的影响。

西方逻辑的引入与《墨子》研究新范式——关于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逻辑内容的开掘构成了20世纪《墨子》义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这一范式转化的第一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工作的几个方面———历史基础、具体探索、返观与评判,成为20世纪墨家逻辑研究的"胚胎"。推进墨家逻辑,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于对梁启超模式的进一步精致化,抑或改弦易辙,运用新的模式。

儒墨教育思想差异:“乐学”与“强教”

儒墨作为两大教育学派,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总体来看,儒家突出"乐学",墨家强调"强教"。在教学方法上,儒家注重启发式教学,而墨家则注重注入式教学。二者的差异最终是由他们各自的教育目的所决定的。儒家认为教育是"为己",培养目标是君子,而墨家则认为教育是"为义",培养目标是兼士。"乐学"与"强教"具有各自的价值,只有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

论墨家学说的当代性

墨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家并称"显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学说之一。秦汉之后,墨家学说虽遭压制和排斥,但在历代社会广大群众中仍有着很大影响。其学说中的好多主张,完全可以融入当今对被极度异化扭曲的现代性反思中,为当代人们建构和谐现代性提供启迪和范则。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与郭店简《唐虞之道》学派归属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在学术界沿习的禅让说起于儒家或起于墨家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提法将中国古代存在的禅让制与某家的社会理想混为一谈。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皆主张尊贤,但墨家反对"亲亲有术"的提法,故《唐虞之道》一文显非墨家之言。《唐》文是提倡实行禅让制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礼,并不主张传贤制,然战国诸儒取舍不同,故有倡言禅让者亦不足怪。从思想和语言特征上看,《唐》文显然亦非纵横家之言。

《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

对《墨子》全书的结构作一分析,考证各篇的成书年代及著者,是系统研究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众说纷纭,分歧一直很大。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墨子》是墨家的一部著作总集,各篇大致成书在战国至汉初这一期间。

墨家逻辑产生与作用机理探析

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是墨家逻辑的产生基础和作用对象 ,探析墨家逻辑产生和作用的机理 ,是墨家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 ,有助于理解它产生的必然性和作为求真工具的科学价值。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墨家法律观首先在事实性的有效性向度上,认定和证成了法律的文本性、符号性、行动性、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事实性的张力;其次,在法律有效性的规范性向度上,墨家以法为天,认定法源自于天,法是天的根本意志的体现,而天的意志的实质乃是--具有正义、平等、实践三个显著特点的--兼爱利民;其三,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上,墨家把法的产生和生成、法的有效性及其实现,置于"从事"、"说书"尤其是"谈辩"的世界里,提出了语用谈辩的交往法律观:把法的有效性标准及其检验看作是,透过"古者圣王"、"百姓耳目"、"百姓人民"中的谈辩--即经过多主体的交往理性,而达成的"中效"或"共识"。墨家的交往法律观主张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谈辩",来化解"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兴天下之利"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