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的意义、难点与对策

东亚地区实行货币合作 ,有助于有关国家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 ,有助于各国协调货币金融政策 ,抵御金融危机。但东亚实现货币合作也有现实的难点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日元国际化程度不高 ;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可先建立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机构 ,再考虑建立亚洲汇率联动机制 。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从“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并促使东亚国家加强区域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东亚"10+3"的财长们于2009年12月发表了有关"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联合声明,决定成立采取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安排(SRPA)作为"清迈协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从2000年以双边货币互换为特征的"清迈倡议"(CMI)到以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库安排为特征的"清迈倡议多边化"过渡与发展,表明了东亚"10+3"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走向深化。

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当前的"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和"美元体制"下,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也自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现阶段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东亚各经济体尚不具备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同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改变应对危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进行更加长远的路径设计,在区域整体层面和局部层面两个层次上加快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使中国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但其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能否进行顺利的调整,使中国成为能够替代美国的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比较顺利地开展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东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了该地区难以出现"一家独大"式的货币合作模式。因此,中日两国的协调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

欧元模式与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两种典型的国际货币合作模式,欧元模式和东亚货币合作模式适应了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特点和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区域货币合作领域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在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的形成动因、路径选择、"锚货币"确立及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满足程度等方面,二者之间既有一定共性又有诸多区别,通过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东亚货币合作的优长和不足之处、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以及加快前行的方向所在。

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政治基础分析

东亚经济货币金融合作问题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引起该地区的高度关注。本文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现状和形态进行了分析,并对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即该地区能否进入货币合作的第二阶段——进行了政治和经济的分析。论文的结论是,第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现处于初级阶段,即准备阶段;第二,从静态上分析,该区域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但是却具备了最优货币区的第一个动态标准;第三,该地区建立货币区的政治基础还很薄弱。

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地区就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但程度较低,在危机到来时没有能有效地抵御和防止扩散。东亚地区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中缺乏足够的领导力来推进地区合作和确保合作的成功。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的前景有赖于各国对监督和控制机制的接受程度。

中国与中亚五国间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与发展研究

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促进货币流通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间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日益迫切。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间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并从经济相互依存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间货币金融合作的瓶颈。由于中国与中亚五国及中亚五国间贸易相互依存度较低,因而,中国与中亚五国间货币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只有加强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才能进一步推进各国间的货币金融合作。最后,文章从区域和中国两个层面就推进货币及金融合作提出了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货币合作问题探析

通过详实系统的文献资料回顾和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和面临的主要障碍,分析认为,东亚区域内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其合作的主要障碍,如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来自国际方面的外在因素,如美国势力集团的阻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大区域性货币合作协议规模;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建立中间机构,完善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决策实体等进一步加强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揽子对策与建议。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及其特点研究

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约14年里,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现今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机制是在传承和发展原先的金融合作安排,并加入了新元素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方面,原先的合作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并从"松散"和"非正式"的基础上向较为"紧密"和"正式"的方向发展,有的还扩大了规模并增强了功能。另一方面,新的合作机制不断涌现,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以"10+3"为核心的相关机制,取得了较大和具有实质性的进展。本文还讨论了东亚现有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特点,并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先于贸易投资合作的合理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国际生产中心转移与货币体系错配:东亚金融合作

在国际生产中心发生转移的进程中,东亚所包括的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而该地区的贸易计价与结算始终不能摆脱美元体制,造成国际货币体系错配,形成周期性金融动荡。解决错配就要建立东亚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如区域内的汇率协调、建设区域内债券市场、建立合作基金等是该区域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最佳选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反思及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

始于希腊波及欧洲多国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威胁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使欧元区的内在弊端暴露无遗,而且还引发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反思,为其他地区经济货币合作特别是东亚货币合作提供诸多启示。

东亚地区金融中心崛起的趋势、动因与发展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地区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有力地推动了全球金融中心格局的演化。从动因看,东亚地区金融中心崛起主要归因于全球经济金融重心"东移"的趋势不断增强、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深入推进,以及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本文在分析了当前阻碍东亚地区金融发展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提出了未来东亚地区金融中心不断崛起的发展战略。

论东亚货币合作及我国政策选择

首先,分析了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肯定东亚地区内部次区域具有组建最优货币区可能性的基础上,对比了协议合作路径、美元化路径以及多重货币合作模式,找出适合东亚经济特点的合作模式,即多重货币合作模式。最后,论述了我国参与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并提出几点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日韩货币合作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期,基于共同利益的需求,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日韩3国货币合作在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国货币合作具有经济基础:3国经济力量雄厚,产业结构和资源互补性强,贸易增长迅速,汇率波动差异趋小,货币政策方向也渐趋一致。计算3国货币合作的OCA指数表明,与危机前相比,3国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已经有了明显改善,3国2011年的OCA指数与1995年欧洲各国与德国间的OCA指数相近,这表明与当初的欧盟相似,3国已具备进行深入货币合作的条件。人民币和日元的协调与合作对3国货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基础,中国应谨慎而积极地分阶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美元体制"的诸多弊端和问题,但这些问题是长期业已存在的,并非是导致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结果,作为现阶段"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和受益者,东亚各经济体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要依赖这一体制,且不具备改革这一体制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迄今为止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思路及其哲学,为该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发展探讨可操作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对此,中日两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前景。

货币错配与东亚金融合作路径选择

在国际生产体系发生转移的进程中,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而该地区的贸易计价与结算体系始终不能摆脱美元,造成货币错配。解决货币错配就要建立东亚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如区域内的汇率协调、建设区域内债券市场、建立合作基金等是该区域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最佳选择。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东亚金融合作--兼论中国的策略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应该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各国的共识。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进一步加快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才能使中国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各国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才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克服自身的缺陷,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助于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从而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金融危机背景下东亚货币合作成本研究

货币合作有助于维护区域内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抵御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促成的《清迈倡议》开启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实质性进程,此后东亚货币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带来了挑战。本文采用OCA指数法,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东亚货币合作成本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东亚货币合作成本在危机后呈现上升态势。其中,和日本相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成本较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四国具备开展次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