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

蒙古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1277至1282年间脱离察合台汗国而投归元廷忽必烈麾下,被委以重任,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端的肃、瓜、沙及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透过黑水城元代汉文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可见作为元代之军事集结地与物资供给地的亦集乃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元朝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堡垒,而活跃于西陲重地的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引以为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

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

元杂剧在金元之交的兴盛,是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以至失衡状态下超常规的产物,带有蒙元文化的鲜明印记。本文从元杂剧赖以形成的北曲的特质、蒙元文化多元交织的形态特征、全真教与元代理学的离合关系等方面,对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发掘和归纳,力图将元杂剧兴盛原因的讨论引向理性思维与文化学的高度。

元代"黎兵万户府"设立时间考

"黎兵万户府"是元朝政府为了统领海南地区的黎兵而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对于黎兵万户府的设立时间,目前有至元三十年(1293年)说和元统二年(1334年)说两种观点。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研究、勘比后认为,以上两种观点皆不能成立,黎兵万户府应设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它与该年开始的征黎行动有关。

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

元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蒙古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多民族融合、元帝国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宗教政策导向以及宗教自身的性质等因素是形成这种多元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蒙元时期何以运用土官进行边疆治理——以云南边地实践为视点

对西南边疆早期土司设置理路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土司多以"土官"面目出现,其产生于内地;蒙古汗国主要借助土官展开战争善后工作,并以土官区作为兵源、军需物质的补给地;元朝早期,土官辅政辅军的特色鲜明,不断调整土官布局和重新整合土官力量,均是为了强化这种特色;元朝中晚期,西南边疆成为中央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政府滥委土官辅政辅军,结果导致地方兼并势力的勃兴,并带来边疆治理的灾难。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其实并不尽然。无论是明代的制度建设,还是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风俗确乎存在着因袭难变的一面。风俗因袭难变的面相,转而又可证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非存在着统一性,且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一种双向交融的倾向。至于"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

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队

本文对黑水城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安定王朵立只巴"的世系、驻地以及在元代末期的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的"朵立只罕翼军人"是安定王在亦集乃路总管府的驻军,这支部队的给养由总管府负责提供。反映了元代宗王戍守部队给养缺乏一定的独立性。

罟罟冠的演变与形制

罟罟冠作为蒙古族典型的服饰品,在我国服装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许多学者认为罟罟冠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考证其历史至少在400年以上;除蒙古族使用外,罟罟冠还是许多其他民族已婚妇女的冠饰。在消失400年后的今天它又重新出现在蒙古草原上。

政治统治维持与蒙古文化扩张——元代百年蒙古新字教育运动考述

元代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出于政治统治意图及蒙古文化扩张目的而创设的一种新型民族语言文字学校。元代蒙古字的创制、推行及蒙古字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元朝政府培养了大批能熟练运用蒙古新字的翻译人才,为巩固元代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传统儒学教育独尊的地位被彻底打破,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贵族子弟开始在国子学系统———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教育场域中由配角转变为主角,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开始与传统儒学教育并驾齐驱且有后来居上之态势,但由于缺少基本的文化积淀和基层社会生活交流的需要作为动力,在国家的统治主体和统治策略的调整下,蒙古新字及蒙古字学的消失便也在情理之中。元代蒙古新字教育运动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都是非常耐人寻味并值得研究的重要事件。

敦煌石窟中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二——蒙元时期汉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元代蒙古族服饰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反映了蒙古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笔者已在《敦煌石窟中的蒙古族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利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资料、其他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对蒙古族服饰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期揭示蒙元时期汉族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蒙元文化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

通过蒙元文化内涵的研究以及园林要素与文化的联系性研究,找到在园林的各个要素中应用蒙元文化的途径和应该遵循的原则;通过典型设计实例的分析,将蒙元文化的应用具体化,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借鉴。蒙元文化可应用于现代园林的地貌、建筑、雕塑小品、路面铺装等景观要素中,蒙元文化意境的塑造可通过蒙古图腾文化、特色造型、特色图案、民俗风情的应用等途径来实现。

辽金元都城文化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辽金元政权统治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三个政权在向中原扩张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创建城市的高潮。由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同的经济形态、地理环境或相同的生活习俗使三者在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致性或相似性,构成了辽金元都城文化的共同特点:非单一统治中心的传统,宗教建筑的营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形成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

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窝阔台汗己丑年始置的汉军三万户中之萧札刺，不是萧也先之子萧查刺，而是于甲戌年投降蒙古的金中都 军首领札刺儿，增立四万户的时间不在壬辰年而在甲午年。汉军三万户与七万户的设立都与蒙古忽里台大会的召开有关，甲午年增立的七万户，汉人有四：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契丹人有三：萧札刺之子重喜、塔不已儿、石抹李迭儿。蒙古统治者设置汉军三万户或七万户的目的，是按照蒙古军制，重新编制汉军，以便于军事指挥。

14—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

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蒙古族史学史的主要内容由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两部分构成。其发展也呈现出前期的明人蒙元史学一枝独秀和后期的明朝学者和北元—蒙古学者蒙元史学齐头并进的局面。分别看来,明人的蒙元史学呈现出学随时进的特点,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则在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

有元一代,不仅间或出现投下与位下、投下与各枝儿的混用或叠用,元后期"爱马"及其汉译"各枝儿"在怯薛内外的频繁使用与混存,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元世祖朝"头项"改作"投下"用以指称五户丝食邑等的第一次变化之后,"爱马"、"各枝儿"在怯薛内部的局部使用和时而指谓昔宝赤等怯薛分支,则是其在元后期的第二次较大变化。"爱马"及其汉译"各枝儿"延伸进皇帝大怯薛内之际,已明显在"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群体"、"贵族那颜所属军民集团"等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偏向"部"、"集团"、"支系"等衍生义,从而和爱马本义及前期涵义有所变异了。

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

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以其显赫的地位与权势,深受汉文化之影响,结交和提携了一大批汉族文人学士,召集了“天庆寺雅集”等,对元代蒙汉文化文艺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在整个元代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

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学补证

对黑城文书中的蒙古学教授俸禄文书、蒙古字学习字文书和八思巴帝师祭祀文书进行研究可得知,元代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学,但其建立时间相对较晚。

《元朝秘史》中“行”的用法分析

文章对“直译体”代表作《元朝秘史》译文中作为语法化后位成分“行”表示方位处所和表示受事、对象的两种特殊用法进行了分析 ,并以此为一力证探讨了汉语青海方言与蒙古语的关系。初步结论为 :蒙古语的影响渗透是现代青海方言语法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