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

1940年4月,孔庆宗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为了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加强双方的关系,首先着手积极完善办事处的人事设置。在他实际负责处长一职的近五年间(1940年4月-1944年7月),由于各种原因,在处内形成比较复杂的人事矛盾,引起处内多位职员要求内调,影响了他对于藏事的办理成效,并最终到了他自身无法调和和控制的程度,只得辞去办事处处长一职,呈会内调。文章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科长《拉萨日记》,对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和纷争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分析,以求在复原办事处人事设置与纷争的历史的同时,深入了解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演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治藏措施评述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蒙藏委员会基于对民国时期藏事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治藏措施。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蒙藏委员会的相关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是从中央政府坚持对藏主权、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蒙藏委员会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

蒙藏委员会是民国时期政府设立的专门负责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蒙藏委员会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试论国民政府对藏宗教政策视野下的汉僧事务

在对藏施政的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从宗教上以推动政治"的政策思路。国民政府以资助汉僧游学西藏为发端,衍生出资助汉僧考取格西,加强对汉僧的管理等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沟通汉藏文化,改善汉藏关系,消除隔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训政时期蒙藏委员会发展蒙藏教育实践初探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关。其主要职能是按照训政计划要求推进蒙藏地区的一应行政改革事项,其中扶植蒙藏地区的教育发展是其首要任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教育在训政时期各阶段的推进过程做了详细的规划部署,由其直接举办并取得一定成绩的蒙藏教育事业计有蒙藏边区学生之招收、保送及救济;蒙藏学生升入内地各级学校之预备教育;蒙藏边区学校之筹办等。然而由于蒙藏委员会的职能赋予过于宽泛,实际权力授予无法与之相匹配,加之特殊历史背景下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不能有针对性地、有效地推进蒙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蒙藏委员会与蒙藏佛教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自成立以后,它通过各直属机关的设立和相关条例的颁布,对蒙藏佛教加以扶持和管理,体现了国民政府对蒙藏地区的高度重视。蒙藏委员会的设立不仅维护了中国对边疆的主权,密切了边疆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而且对于蒙藏佛教的发展也有推进作用。

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研究(1928—1949)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主司边疆民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陆续向边疆地区派遣考察专员、调查组,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获得当时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为国民政府制定或调整民族政策提供参考。调查员也积极参与当地建设,向民众宣传国民政府民族政策及鼓舞民族地区民众抗日,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相互沟通的联络员。同时边疆地区的许多地方缺少文献记载,调查组的调查活动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为后世研究这一地区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

试析国民政府初期西藏会议的筹备与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在统治之初,曾筹划召开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会议,即西藏会议。此次会议尽管最后无果而终,但是其筹备过程显示了国民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所作的积极努力。

“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认同与调试:1930年代蒙藏委员会藏事处改组风波

蒙藏委员会藏事处是国民政府时期具体办理涉藏事务的政府机构。1930年代,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的重要职位多由九世班禅属下担任。对此,西藏地方驻京代表屡次提出质疑,建议将其改组,即重新选用“晓畅边情,公正干练人员以充实其组织,提高其效能”。透过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的改组风波可以看到,西藏地方驻京代表虽多次对蒙藏委员会藏事处职位安排表示不满,但对中央政府始终是认同和信任的,清晰地反映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意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这场改组风波的因应,也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试与完善。

蒙藏委员会及其文教措施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为此,中国政府不断改革治边机构。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蒙藏委员会以管理边疆。蒙藏委员会施政措施作用最大的在于文教方面,表现为编译出版刊物和发展边疆地区教育。由于蒙藏委员会的制度缺陷,很多边疆政策只是成为具文,并没有落实。但总的来说,蒙藏委员会的文教措施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并对以后边疆地区文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先天不足 后天乏力——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教育司的设立及其发展困境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其提出是蒙藏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后积极运作的结果。自筹设以来,面对预算经费的缺失,蒙藏教育司不得不采取缩减机构与人员兼职的形式运行,这也导致该司职权难以充分发挥,诸事依赖他人。之后蒙藏教育的实施,早已确定的蒙藏班与蒙藏学校因经费迟迟未能拨发而无法开办,一些组织与机构也由此参与到蒙藏教育的兴办中来,蒙藏教育司的领导权开始遭到蚕食。蒙藏教育在管理上形成的这一种分而治之的态势,直至全面抗战爆发才得到根本改善,极大地制约了蒙藏教育事业的推进。蒙藏教育司早期的诸多困境,映射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教育发展的实况,这是在边疆观与民族观重塑的时代,不同组织、机构与个人对于新生的蒙藏教育认识上的差异导致的。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发展蒙藏教育概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发展蒙藏教育极为重视,在教育部内特设蒙藏教育司,与蒙藏委员会共同负责筹划蒙藏地区教育发展和行政管理。它们在国民政府初期,共同制定了《蒙藏教育实施方案要目》等纲领性文件,并且调查了蒙藏地区教育现状、督促蒙古地区兴办教育。蒙藏委员会整顿了蒙藏学校,并筹备建设南京、康定等几所蒙藏专门学校,还保送了大量的蒙藏籍学生入大中院校就读。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藏地区教育的发展。

国家在场:1943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传昭布施

由于时局的原因,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于1943年新年传昭期间开展的传昭布施,虽是按惯例进行,却面临各种困难,并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赓续了历史传统,维护了国家在场的原则,彰显了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和对藏德意,还对当时政治僵局下的双方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

国民政府管理藏传佛教活佛措施评析

藏传佛教活佛管理是历代中央政府重点关注的民族宗教事务之一。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边疆危机之际,沿袭清朝政府管理办法,结合时代的需要,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管理体系,包括活佛转世制度、活佛奖励办法、活佛惩处办法等。这对国家宣示对西藏地方主权,规范藏传佛教活佛管理制度,引导藏传佛教领袖稳定边疆地区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其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关注。

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与蒙藏教育的推进——以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创办过程为考察对象

中央大学蒙藏班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委员会实施蒙藏教育发展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虽然中央大学蒙藏班最后未能坚持,但在创办期间,蒙藏委员会作为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实际推动者,具体参与办法的草拟、经费的筹措、部门间的协调、招生与考试的组织、计划推延与停办后的善后工作,蒙藏委员会为了蒙藏学生竞相奔走,有限地实践着革新蒙藏教育的志愿。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雍和宫香灯地纠纷处理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古亲王那彦图和雍和宫间围绕雍和宫香灯地租征收权产生了纠纷。经北平地方法院审理,判定那彦图交还香灯地租册,由雍和宫自行收取香灯地租。与此同时,雍和宫和相关地方政府、佃户间也发生了关于地权及租金占有权的纠纷。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涉,维护了雍和宫的香灯地亩所有权和地租租金占有权,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雍和宫在蒙藏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