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仕宦文人托浑布及其《瑞榴堂诗集》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八旗蒙古族文人托浑布及其《瑞榴堂诗集》的研究渐次出现。托浑布作为清代蒙古族官宦文人,不但政绩卓著,而且文采斐然。学者们多将研究视角定位在托浑布生平、历史功绩、政治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托浑布诗歌艺术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对托浑布及其诗作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概括,可以为学者对清代蒙古族汉文诗歌进行全面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谫论

元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诗歌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学界较为系统地对元代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的考证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人从多个理论角度认识蒙古族诗人及其汉文诗作、蒙汉诗歌关系,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使得蒙古族诗人及其作品、蒙汉诗歌关系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

论八旗诗人延清的遗民情怀——兼及民初八旗遗民诗人的群体特征

蒙古族诗人延清是清八旗遗民诗人的典型代表。清王朝覆亡后,延清以欲殉前朝、不仕新朝、留存发辫等行为与赋诗言志、阁笔明志、选诗寓志、复笔抒怀等文化方式多层面地展现了他的遗民情怀,延清身上也体现出处在文化转型与政体变更时期遗民的复杂性;以延清为代表的八旗遗民,显然更具以往清遗民研究中为学者忽略的“政治遗民”特质。以文献钩稽考索为基础,深入细腻的个案研究与视野宏通的整体研究齐头并进,当是准确界定“清遗民”的属性、解决清遗民研究中诸多复杂问题的前提之一。

清代蒙古族女性诗人汉语诗歌创作叙论

清代涌现出了一大批蒙古族女性诗人。这些女性诗人皆非普通蒙古族旗籍家庭的女性,她们皆有较高的社会家庭地位和良好的家庭成长氛围,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并创作出大量优美的汉文诗作。她们的诗作大多以日常生活、闺阁之情为主题,以敏锐的洞察力,将细微的情感通过外在的形式来传达。春华夏雨、秋月冬雪,往往是她们心灵情感的反映。她们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创造了蒙古族女性诗歌王国版图,彰显了女性文化的多彩与风韵,组成了生命意义书写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的创作呈现出了蒙汉民族交融互动的多元文化内质,展现了蒙汉文化融合中蒙古族女性日常生活书写和心灵书写的历程。

清代蒙古族女性诗人诗歌艺术审美脞说

清代蒙古族女性诗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视野,在长时期的中华文化熏陶成长滋润中,用汉语进行诗文创作,建构了诗意的文学精神家园。她们的诗作或语言精致典雅、清丽自然,或女性意识浓厚;她们既有诗作,也不忘创作批评,她们以独有的女性意识和诗学理念进行情感生命的诗化与开拓,使生命与诗歌完成融合,拓展出一片属于蒙古族女性诗人的审美丰裕空间领域,进行自我灵魂的建设与探索,最终确立了作为女性文学书写存在的永恒价值。蒙古族女性诗人诗化、艺术化的人生追求,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的多重交融的理解,突出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晚清蒙古诗人延清创作心态及其诗风嬗变

延清诗风的嬗变与其人生境遇和心态变化息息相关。早年,延清身居闲曹,无法实现事功愿望,徘徊在仕与隐两端。出于仕隐矛盾心态,延清一面利用诗歌营造"朝隐"境界,诗风从容和雅;一面又为仕途受挫感到苦闷,诗歌呈现出外似豁达而实则幽怨的风貌。庚子事变期间,延清困处北京,目击乱离,心态一变而为忧国忧民,诗风也悲愤激烈。光绪三十年,延清虽升授翰林院侍读,但仍难以实现济世抱负,心态随之变得低沉,诗风沉着悲慨。光绪三十四年,延清出使外蒙古。此行令延清心态趋于乐观向上,诗风主要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沉雄;二是奇丽。清廷覆灭,延清成为遗老,内心充满亡国之痛,其诗感慨时事、吊古兴怀,弥散着浓重的亡国气息,诗风悲凉凄婉。

浅谈蒙元时期蒙古族的几位诗人

蒙元时期出现了几位蒙古族诗人,其一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们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由于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活的训练,他们善于鼓动将士,出口成章,时露华采。其二是作为统一中原作出巨大贡献的伯颜丞相。他除了政治家、军事家外,也是为人称道的诗人。其三是以侍讲学士而著名的童童。从这些人的诗作可以看出蒙汉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交流。

江南文化视阈下的蒙古族诗人泰不华

公元13世纪,蒙古人问鼎中原、一统南北,西北民族东迁中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成长于浙东台州的蒙古族人泰不华,有着浙东理学的教育背景,出乎意表地表现出“清厉”的传统儒士人品,多次参与江南文事活动和雅集诗会,彰显出“清标雅韵”的文士气质。在江南文化的涵茹浸润之下,泰不华诗风呈现出清丽温润的江南特征,最终一洗他祖先身上流淌的“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的游牧气质,成为蒙古士人乃至西北子弟中完全汉化的典型例子之一。泰不华是元代江南诗坛诗风演进研究不可忽略的人物。

元代诗歌中“瘴”的文化内涵——以《元诗选》为主要分析材料

元代疆域空前,民族多元,诗歌中对于“瘴”的书写相比唐、宋而言有沿袭亦有新变。检索《元诗选》可知,元诗中的“瘴”在出现频率、表述方式、涉及地域等方面与唐宋时期差别不大;在文化语境、诗人心态和写作群体的身份等方面,则有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元代含“瘴”诗歌中,安南诗与送别诗的数目最为可观;诗人面对“瘴”时的厌恶与恐惧心理有所缓解,有平和、乐观心态者增多;元代蒙古色目诗人与安南籍诗人的诗歌中皆有“瘴”出现,前者使用时与汉族诗人一样,部分带有偏见与歧视色彩,后者使用时则有意避免其中的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