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傲慢:《乌托邦》的道德哲学及其历史意义

《乌托邦》首版于1516年,正值英国社会大转型之初,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动荡备受学者重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罪恶由贪婪引起,而应对之道在于强调共同体中各阶层间的相互义务。与之不同,《乌托邦》的作者莫尔认为罪恶的根源是“傲慢”,应从调整社会结构的角度寻求应对之道。他将“傲慢”理解为因占有更多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认为傲慢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对立。为了驯服傲慢,莫尔提出一套以追求“真正的快乐”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并以此为基础谋划社会制度,最终颇具创造性地构想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

路遥是文学上的道德主义者。他的小说叙事,不追求建造美学的大厦,而是竭力构建道德的理想国。他以虔诚的道德热情、诚挚的生活关怀、深沉的苦难思考,以及史诗式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朗润和畅而又浩荡澎湃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灌注着其道德信念、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是"以道德完善为目的"的关爱人、教诲人、鼓励人、重塑人的布道式文学。因此,如何定位路遥小说的道德书写,阐释其道德空间,成为路遥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

质疑建国以来的道德教育规训

今天的道德价值断裂 ,意味着道德教化理念与方式的偏向 ,反映了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教化资源与力量的匮乏。道德强制是一种恶。教育运用强制手段执行某种道德不仅是徒劳的 ,也是不道德的 ,用不道德的手段去实现高尚的道德 。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莎士比亚的伦理诗学——《李尔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莎士比亚多种艺术手法构建自然、和谐的伦理道德体系,追求真善美一体的终极道德伦理乌托邦。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进行解读,展现剧中人物制造的伦理道德的荒原,体验李尔的人性复归及其对亲情的守望,认为考狄利娅这一形象承载了莎士比亚道德伦理乌托邦的理想。

道德理想国的构建

从阎连科小说《耙耧天歌》、《桃园春醒》、《风雅颂》情节结构及人物设置等方面的象征含义看,作者的道德出发点并非保守的乡土伦理,而是不乏激进,同时也包纳传统的一种较为暧昧的道德观念。他肯定市场对人的"解放",但也清楚其不彻底性及虚幻性,因此努力构建着自己的理想道德体系,从这一独特立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从而形成作家独特的创作风貌。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的教育名著《理想国》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德育思想,它对我们今天加强大学德育工作,提高德育效果仍具有启迪意义。

19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叙述中的道德乌托邦

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为文学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可能。乡土作家们以道德乌托邦为逝去的乡村世界唱起了挽歌,有的作家在乡土叙述中塑造出理想的新人形象,却因其所凭借的乌托邦理念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乡土作家来说,道德乌托邦是解救世风沦落的一种方案,但这种解救方案因其内在矛盾而呈现出多重价值指向。

审美范畴的“野”的文化阐释

“野”本义“郊外”,指远离文明的空间,但随着“文”的僵化,古代文人以“野”的质朴平淡对抗“礼”对人性的制约,“野”由文明的对立物转变为文明的反叛者,而在现代文明中,“野”又成为现代人的乌托邦,以自在、神秘、生动的特性受到青睐。“野”的文化内涵的演变反映了人类文明异化的轨迹,同时也表现出人类对审美文化、审美人生的一贯需求。

索尔·贝娄小说中的超验主义思想探析

索尔·贝娄笔下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鄙俗的物理世界,一个是理想的、充满了爱和人性的精神世界。当物质和精神、理想和现实、灵与肉出现冲突时,贝娄的人物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保持自我,从精神层面理解生活的意义。贝娄作品对个体意识、精神和直觉关注,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想象、亲自然的倾向,带有鲜明的超验主义的特色,流露出贝娄对工业文明造成的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人文主义精神式微的忧思。

中国道德历史演化中的乌托邦色彩及其影响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道德的指向,又有积极吸纳、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要求。这使人们自然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思想史上的道德发展演化。审视和比较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近代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便可发现中国历史上道德演化轨迹呈现一种乌托邦的发展倾向。其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出正反两个方面,而并非仅限于人们通常所关注的消极方面。其正面的影响在于它促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思想解放,带来了特定时期的文化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出个体意识的萌芽,促进了自由平等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显然,对中国道德历史演化的追根溯源将有助于人们形成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视界,有助于正确把握我国公民道德和社会政治发展的走向。

亚当·斯密论情感、政治与乌托邦

斯密将人类日常情感互动中所蕴含的道德和价值视为政治的出发点。政治最多只能对之作出少量的限定和修正。然而,他也看到,人类和少数政治精英都可能表现出极端的政治情感,而试图对社会加以乌托邦式的改造。针对前者,斯密认为,我们的道德情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阂是不能完全以现实的政治手段加以消除的,而只能通过个人的宗教信念纾解。针对后者,斯密认为,只有始终将人民的日常情感纳入政治家的视野,才能避免乌托邦式的政治计划。

中西乌托邦文学流变研究

作为人类对未来和理想社会的一种想象、寄托与表达,乌托邦和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乌托邦创作便在东西方文学宝库中层出不穷,源远流长。中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路径和文化品格不尽相同,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源于对人类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的不懈思考。

英国文学中的文化主题

文化与文学不可分割。近古以来,英国文学一直演绎着两个强劲的文化主题:道德关切和转型焦虑。希伯来精神和基督教伦理是英国道德血脉的源头活水,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型并引发了人们的普遍焦虑,转型焦虑导致心智缺失。历代英国文人作家肩负着历史责任和人文精神,创作出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在具体的创作中,英国文学的基本路径就是传承道德、化解焦虑和培育心智。英国文学在表征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乌托邦理想和锻造了共同体意识,反对机械主义、拜金主义和工具理性,从而积极彰显民族精神的高尚追求,最终走向有机体式的完美与和谐。

费尔巴哈人本道德的回归与离世

费尔巴哈人本道德回归的思想基础是批判宗教道德完善性和时代政治虚伪性 ;费氏人本道德回归的生活基础是重视自然、重视人的存在和现实需要 ;费氏人本道德的空想性和新宗教性质决定了它的离世 ,从而又不自意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墨家的道德乌托邦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墨家的道德乌托邦思想包括"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道德理想、"尚贤"与"尚同"的政治道德理想和"非攻"的天下和平理想。这种基于"兼爱"理论而构建起来的道德理想,在封建等级社会和专制体制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在战国时期动荡无序的社会里,广大人民向往平等、民主与和平的美好愿望,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共产主义社会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的真实内涵——兼驳“道德乌托邦”论

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资料按需分配,是在自由人联合体和民主的政治视角下的一种分配原则。它仅仅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而且要求劳动者服从代际正义和自觉完成劳动义务。它的含义一是平等地促进劳动者免于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或去技能化等;二是平等地促进每一个劳动者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享有劳动自由、创造性和尊严。两者都是评价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平等的正义要素。因此,它是以平等为诉求核心的分配正义原则,不是道德乌托邦构想。

从道德政治到审美乌托邦的建构--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席勒美学思想

席勒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强烈的政治关怀,是其美学思想的基础。面对弊病丛生的德国,席勒认为需要培育完美的人性并建立道德政治,对抗以工具性为特征的现代性政治。但道德政治依然立足于对人性的强制,只有在审美乌托邦里,人的感性和理性、自然与必然才能获得和谐。在此意义上,审美即自由。

走出泛道德主义的桎梏——从道德教育规训走向主体性道德教育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发展,科学创造发明的成果超过史前的总和。教育作为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也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现代科技文明带给教学方便、快捷以及使学生日益享有受教育权利均等的同时,学生的主体性和主体性人格的培育问题也日益凸现。因此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确立和发展,给我们道德教育赋予了新的使命——建构主体性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