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级干部领导品德结构研究

Leadership morality has aroused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psychologists in recent years.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interviews,questionnaire surveys,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the structure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al Cadres’ leadership morality was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eadership morality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honesty, service,autonomy,dedication,tolerance,and this questionnaire have a good consistency and validity.

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及其核心范畴

政府制度行为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在于认同、尊重和保护市场经济运行中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 ,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政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一定的伦理原则支配下进行的 ,正确的制度伦理对经济运行秩序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制度伦理的构建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道德范畴的基本准则 ,遵守生产力最大发展的原则、最广大的人民性原则、总量发展与动态平衡的原则、社会发展与结构稳定的和谐性原则、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的原则。

论信息不对称下的营销失德与诚信体系建设

营销道德的缺失干扰了人们正常生活,阻碍了社会健康发展,诚信成为当今社会一个热点问题。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当今营销道德的失范,经济人动机是诱因,信息不对称是必要条件,失范的营销活动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劣化了资源配置,因此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治理。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思想与制度的历史变迁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关于弱势群体救助的思想与实践,但弱势群体概念不同于现代社会,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并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过程,主要强调人伦缺失者和经济贫乏者。通过对唐宋两朝弱势群体救助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朝廷与官府在相关制度设置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希望通过分析我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救助思想与制度的特征对当下弱势群体保护制度的改进能够有所启发。

冲突与和谐:经济人与政府人——兼论和谐社会中政府“经济人”的行为模式

"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其本身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政府人一方面具有"经济人"所具有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具有"道德人"所具有的特性,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合理定位政府"经济人"的社会角色,切实体现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适时转变政府"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体繁荣。

375名基层干部品德与工作倦怠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采用领导品德问卷、工作倦怠问卷、组织公民行为问卷对375名党政干部进行施测,探讨党政干部领导品德与工作倦怠、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1)高领导品德得分者与低领导品德得分者在情绪衰竭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利他行为、良心行为方面差异显著;(2)成就感低落维度对诚实正直、服务性、自律性、敬业性、包容性具有显著预测作用;(3)利他行为维度对诚实正直、服务性、自律性、敬业性、包容性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良心行为维度对诚实正直、服务性、敬业性、包容性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文化传播的伦理关怀

我国政府职能正在向“服务型”转变,道德建设方式随之转变:道德权力由集中转向分散;道德话语由政府向消极受众的单向传递,转向道德多元背景下的道德平等对话;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教育转向精神文化的创新和传播。但是,主流道德建设需要主流精神文化的支撑,精神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必须具备伦理关怀。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

社会契约·法律契约·政府责任

政府责任是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根本区别。近现代社会大多关系表现为平等的契约关系,近现代法律大多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根据“主权在民”学说的阐述,政府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产生的,政府不受人民信任或偏离人民的授权而行使职权或职责,对此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责任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我国要实现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目前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政府责任制度的建设。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忠诚:廉政建设的道德标线

忠诚是三代领导人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重要的从政伦理,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忠诚是维持廉政勤政的浩然正气,是保证廉政的内在约束力,也是保证勤政的内在动力。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上的模糊性,因此,必须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增强忠诚道德的理性支撑、夯实忠诚的情感基础、健全践行忠诚的机制性条件等措施,使廉政建设树起崇高的道德标线。

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的测量研究

本研究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的测量指标和要素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编制出"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测量量表",并通过预试和正式测试,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项目分析等研究方法,结果发现:(1)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测量的指标为忠诚、公正、诚信、自控能力、谦让、尽职尽责、遵纪守法、原则性和事业心九项内容;(2)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的结构模型为一个二阶三因素模型:第一个主因素为公德性,第二个主因素为法纪性,第三个主因素为主体性;(3)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测量量表的鉴别力指数、效度、信度等测量学指标良好,可用于党政领导干部廉政品德的测量。

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

我国高校传统德育的主客范式和后现代主体际范式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以致德育实践中存在严重错位与人性的失落。民办高校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其德育理论与实践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传统德育范式的扬弃,以交往实践理论为基础,从传统德育范式的成因、交往实践范式的必然和安排三个层面,来寻求民办高校德育交往实践范式新安排。

非政府组织视域中的公民道德建设

从历史上看,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特点使非政府组织的萌生和发育缺乏必要的经济动力和制度基础,进而影响到社会的道德建设。非政府组织与公民道德具有内在的关联,它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发育的社会条件,是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府权能道德的理论探源

政府权能的道德基础和道德限度为西方无数思想家所关注 ,由此形成了流派各异的思想理论 ,主要有政府建立基于更大的善业的理性权能观、政府使命在于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正义权能观、政府权力源于公民权利让渡的契约权能观和政府边界止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功利权能观。这些政府权能道德理论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办高校师德建设意义与策略

民办高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民办高校师德建设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要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建立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建立教师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师德素质评价机制，促进师德建设的有效实施。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的路径与作用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其通过监督与介入、示范与引导、实施与推进等途径参与公共管理,推动了社会民主平等网络的建构,促进了市场公平信用体制的成长,推进了群体道德文化精神的培育。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各项公共项目要求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会不断得到拓展,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案,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内涵和价值两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德治思想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以德治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孔子的德治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政府间道德共识

在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权力流散的背景下,国家内部治理的国际延伸和国际机制的规范约束只能治标不治本。在国家失灵和国际机制失灵的状况下,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政府间道德共识是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现实选择。全球治理中的政府间道德共识是生成性共识,因而需要在现有主体条件、客观条件和中介平台条件上通过交往逐步生成。政府间道德共识促成要警惕并超越文化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