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跃文小说中人性之美的诗学向度

王跃文小说是个丰富的文学存在。在其一系列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他通过对权力关系的书写,不断丰富着对人性心理结构的深层探索,表达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深度探索,呈现了知识分子对理想化道德的诗性追求。他希望通过良心建立道德自律,通过敬畏获得精神救赎,通过悲悯抵御生命的悲凉。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试图以道德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重建凡俗的人性世界。这是在超越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人性维度上,为精神迷失的当代中国人找寻的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道德寓言与宗教情怀——论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创作

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由于对道德问题的特别关注而成为道德的寓言,也饱含着强烈的宗教情怀。这种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同情与关注之情流露在爱略特思想里,贯穿于爱略特的创作中。正是对真挚道德的呼唤与宗教伦理的关怀使爱略特跃居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

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

路遥是文学上的道德主义者。他的小说叙事,不追求建造美学的大厦,而是竭力构建道德的理想国。他以虔诚的道德热情、诚挚的生活关怀、深沉的苦难思考,以及史诗式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朗润和畅而又浩荡澎湃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灌注着其道德信念、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是"以道德完善为目的"的关爱人、教诲人、鼓励人、重塑人的布道式文学。因此,如何定位路遥小说的道德书写,阐释其道德空间,成为路遥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

话本小说:市民道德修辞的话语类型及其语义

话本小说借助道德修辞教育民众,其道德修辞呈现为三种话语类型:基于道德标准的人物和事件议论句;用于道德指导的格言俗语引用式祈使句;富于道德内涵的故事陈述句。文化来源的复杂性,导致这三种话语类型语义的一致或冲突。

“艺术是通往他者的桥梁”-论查尔斯·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

约翰逊的小说一直面临很多争议。有人称赞他在新奴隶叙事方面拓宽了黑人文学的美学疆界,也有人批评他背叛了黑人民族主义传统。其实对约翰逊来说,文学创作的美学目的与政治目的是统一的,不管是为了创作美的艺术还是为了更正义的社会,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的道德小说应该引领人们消除隔阂、增进了解,为共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友爱社会"创造条件。这样的使命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因为它不仅意在改善跨越种族、阶级、肤色和地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渴望最终带来社会改变。

论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嬗变对其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影响

托尔斯泰创作思想的核心张力可归结为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创作思想由早期的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到后来的自然主义与道德主义两者并重,再到后来的道德主义占绝对优势。这一嬗变影响了其对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选择,这便是由多线索结构的《战争与和平》到双线索结构的《安娜.卡列尼娜》,再到单线索结构的《复活》;同时,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存在一由复杂到简单的变化过程。

《歧路灯》主题百年研究述论

《歧路灯》研究百年,有关主题探讨曾是多年的热点,先后有"道德小说""人情(或世情)小说""教育小说""‘败子回头’小说""成长小说""家庭(家族)小说"诸说。《歧路灯》主题研究的无果之果,加深了对《歧路灯》的认识,提升了《歧路灯》的地位,扩大了《歧路灯》的影响。其众说纷纭,争持不下,是《歧路灯》已入为"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之列的一个突出标志。

小说叙事中的文化和道德

叙事学虽然侧重形式分析,但叙事无法摆脱其文化和道德寓意。文章先从中西小说史的角度粗略探讨了小说叙事中的文化因素,然后集中分析了以儒家道德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小说中的表现。

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

中国早期的小说主要是用来补正史之阙和崇艳猎奇的,从唐传奇开始,小说的劝戒功能开始被重视。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与小说作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有意识地加强了小说的劝惩功能,在他们看来,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劝惩功能要超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明末的拟话本小说深受小说劝惩论的影响,因此也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特质。

李劼人:重建女性神话——“大河小说”情爱叙事的的文本阐释

李人的情爱叙事具有理想的色彩和“神话”品格。他所重建的女性神话伸张了女性的特点和权利 ,偏离和危及了传统的性别陈述。创作主体在对女性的道德评判上始终保持着缄默 ,这实际上正是一种宽容。

权力话语的女性叙事策略——关于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的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权力叙述主体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美学修改与道德修改：论金庸小说再修改

世纪之交金庸对自己作品的再一次修改,显示出有三对逻辑关系需要认真处理,即创作逻辑与修改逻辑、科学逻辑与艺术逻辑、生活逻辑与审美逻辑。从金庸先生再修改的整体情况来看,是外在的科学律、道德律大于内在的艺术律,美学修改的成分少,"道德"修改的成分多,这种大规模的全面再修改应该慎重。

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伦理道德

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文化,以讲究道德而著名。若说这一时代的小说与其他时代的小说有什么特别区别的话,那就是这时的小说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道德面貌。19世纪英国小说家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家。道德批判是他们在小说中表现的内容之一。道德是作家臧否社会和人的重要标准。可以说,这时期小说以强烈的针砭时弊的道德批判精神,浓厚的劝善说教、道德感化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对医生角色行为的道德判断研究

2020年初,在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医生是战“疫”的重要角色,也是最受关注的职业群体。这次疫情是否改变了以往因医患矛盾而引发的大众对医生的道德判断?本研究采用徐科朋(2019)编制的道德判断材料,以非医护专业大学生为被试,用实验法分别比较了疫情前和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判断。结果发现:(1)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公平行为上的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中,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关爱、忠诚、权威行为上,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前。(2)在整体不道德行为上,疫情中大学生均对医生的评价比对照组严格。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背叛、颠覆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宽松。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伤害、背叛、堕落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严格。(3)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整体不道德行为和各维度不道德行为上的评价较疫情前均更加严格。

古典小说的时序变形与伦理说教

古典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时序变形,倒叙和预叙在小说中的表现多种多样,形成了一定的叙述程式,这些叙述程式有利于伦理说教。同时,倒叙和预叙给小说带来了不同的悬念,这些悬念最终也指向伦理说教。

论次仁罗布小说中的藏族美德书写

次仁罗布小说描述了一个拥有"宽容和利他、自然和信任、坚韧和顽强及崇尚正义"等美德的人文主义理想世界,并在多维价值系统中立体观照"人"。这种道德诉求和道德超越,体现出一位当代优秀藏族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

哥特小说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以《修道士》为例

哥特小说由于执着于对丑陋与罪恶的书写,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放逐或背离了伦理标准,助长了人类道德的沦丧。本文以英国著名哥特小说《修道士》为例,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视角,分析了小说中宗教伦理道德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冲突、人性的善与恶的冲突,指出《修道士》是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照下对封建宗教伦理的批判和对人性的高扬;哥特小说特有的“审恶”与“审丑”的文学实践所蕴含的道德教育功能在于把人物放到了极端的环境中,更为夸张、深入地表现了人性与道德的种种矛盾,从而使读者在惊奇与震撼之中,心灵得到净化,道德情感得到升华。

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的伦理道德镜像作用

伦理道德是理顺人际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要素之一,也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形成其书写传统。受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影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构成了对这两种思潮伦理道德书写传统的继承与扬弃的。该类型小说在伦理道德层面既有浪漫主义文学的“理想”成分,又有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为人们了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善”“恶”伦理道德观打开了一扇窗口;其“惊悚”和“悬疑”的小说叙事策略构成的作品文学性也已超越了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鉴于其高超的文学艺术性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该类型小说的伦理道德研究在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中仍具有以文史为鉴的文学镜像作用。

情感·道德·国家——吴趼人《恨海》及其周边

晚清小说名家吴趼人创作的《恨海》等写情作品,从情感的角度重新叙述和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使他的这类作品成为表彰民族固有特性、恢复"中国性"的"象征主义"作品。在创作中,他以身作则,不断通过议论为其他作家示范如何写情,努力修复被才子佳人及狭邪小说所破坏的传统道德世界的作法,表明他同样重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象征性,从而构成文学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幕。

论清代劝善运动与通俗小说之关系

通过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全国性劝善运动,清代官方将小说纳入文化管理范畴,从而对小说创作与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小说禁毁在本质上已成为有清一代自上而下、全国性的文化自觉行动,成为社会劝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一些"善士"为增强劝善效果而有意将善书小说化。另一方面,一些小说家自觉利用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来实施劝化,以此配合官方劝善运动,由此导致其小说呈现出浓郁的善书色彩。与劝善运动一样,清代许多通俗小说主要以百姓日用伦常为劝化指向,其艺术旨趣也与劝善运动相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