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学”与“国学”的各自分工及学理关联

"古学"与"国学",是日本近世两大重要的思想流派。各自的集大成者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取向上有差异,话语上有分别,但学脉上有关联,观点上有承袭。在将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植入自己学说体系内,并为它们营造可以连续生长的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环境的问题上,两者间并无龃龉,且成为日本近世思想链条上前后衔续、难以分断的两大逻辑连环。

道家哲学对日本近世复古神道的影响——以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为中心

日本神道一直以不同方式受到由中国传入的佛、道、儒文化的影响,其中道家的哲学思想对神道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在近世神道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思想中有明显体现。他们批评儒佛,以标榜其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原发性和纯粹性,但对道家却有不同程度的肯定,如接受道家"自然"、"无为"观念和"贵真"思想,继承道家"贵柔"思想等。复古神道在激烈地排斥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对作为外来文化之一的道家思想有所肯定和吸收,主要原因在于道家哲学的性质与复古神道的异质性和批判性合拍。

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学术价值探讨

"物哀"论是本居宣长倡导的诗学理论,也是一种褒贬不一的文学思想。其中包含着本居宣长极力排斥和反对中国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在中日学界,有学者赞赏其挑战中国"劝善惩恶"文学观的胆识;有学者批评其"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有学者惊讶其对日本文学的广泛影响力;也有学者痛斥其是将日本社会引入歧途的首恶凡例。客观地看,本居宣长"物哀"论堪称反观中国文论的重要参数,其局限性在于歪曲中日文化交流的事实甚至杜撰历史。该学说留给学界一个警示:应该平实而公允地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当下全球化人文交流的大背景下,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

日本俳句与中国六朝美学

被夏目漱石誉为日本"唯一的文学"的俳句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俳句中的隐逸主题、禅寂之境以及它所追求的"风雅之诚"很大程度上源自老庄哲学的启示,而它的闲适风格,韵律化的形式则与六朝美学有内在的关联。当然,俳句也有其不为汉文化所接纳的东西,比如它的京都风情,它的无韵化以及俳人极端内敛克制的写作姿态等与汉诗汉文存在一定的隔膜,这也是它在20世纪初期被引进中国而未获成功的原因。

渡边淳一《失乐园》的“物哀”绝唱

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是一部"为情而死"的小说。这部作品既源于日本当今的现实生活,也具有东瀛传统的"物哀"情愫。男女主人公热衷于怦然心动的中年之爱,抛弃原有的家庭,陷入"不伦之恋"的纠结。为了把巅峰时刻的爱情定格,他们毅然决然选择了"殉情"。如此决绝的爱情包含了日本式的"死亡"观念和"物哀"的审美追求。"乐园"之得失映射于婚姻内外,渡边淳一的思绪游移于"物哀"界边。这不仅是作家的笔触在摇曳,而且是日本精神文化在情与理之间的躁动,同时也是本居宣长以来"物哀"诗学在这部小说中的深邃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讲,《失乐园》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本居宣长的学术方法论探析——以《初山踏》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学术方法论集中表述在其作品《初山踏》一书中。细读此书,不难发现他的学术方法论中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者做学问的立场问题,他思考日本学界里中国文化的主导问题;二是学者做学问要阅读日本古籍,寻找日本文化的"原意";三是学者做学问要有批判精神,要辨析好坏,坚持不盲从定说的治学态度。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本居宣长“知物哀”论的诗学主题探究

"知物哀"论是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在幕府封建统治的时代背景下,"知物哀"论是作为以儒佛为中心的"劝善惩恶"论的反话语而被建构起来的;其本身包含着强调文学自律以及注重现世、以人为本的诗学主题。因此"知物哀"论具有时代的超前性,对日本近代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物哀”观

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物哀"的意蕴,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早期作品表达了孤儿寂寞孤独之悲情,暗合了本居宣长所倡导如实记载人心的主张;二是中期作品所描述的男女恋慕而又不得之哀情,与本居宣长认为恋情最能表现"物哀"的主张一致;三是后期作品表达了人生而必死之苦情,符合本居宣长不论善恶只知"人情"的"物哀"观。川端康成的"物哀"观深受《源氏物语》与日本法西斯战败的影响,其对"物哀"为首的日本传统美的追求,既是他个人身世、性格与"物哀"论的高度契合,也是作为日本作家建立民族文化的一种举措。

论《源氏物语》的“物哀”美学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其“物哀”美学风格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紫式部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将人物对自然景物、世情民生以及宫廷女性自身的哀婉叹息之情表达得动人心弦。《源氏物语》所表现出的“物哀”美学深受佛教“无常”思想的影响。主人公对四季的变换、生命的流逝极其敏感多情,虽生活在皇宫,却无心参与权力斗争,一心追求纯粹的“物哀”之美。《源氏物语》中的这些“物哀”美学特征是日本物哀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居宣长“物哀说”背后所见的中国思想

本居宣长的“物哀说”与日本中古时期的“物哀”思想不同,具有反日本朱子学的诉求,简言之即主“情”去“理”,求“真”反“假”。然而研究发现,该“物哀说”却化用了一些中国思想。其中虽有宣长的误读,但可让人联想到当时中日两国思想家可能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中国的一些思想可能也促使宣长理论生成、发展。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思想的部分关系,对其间内涵相契的历史追求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揭开更多尚未被认识的学术谜团。

形成经典的非主流解读——15世纪日本一条兼良对《日本书纪》的诠释（英文）

《日本书纪》编纂于720年,是讲述天皇与日本起源的正史。此后,数量繁多的讲义和诠释,使《日本书纪》作为权威经典经历了多次重生,直到现代。本文以十五世纪中叶一条兼良所著《日本书纪纂疏》(《日本书纪》的注释)的历史意义为讨论对象。通过比较佛教、儒学等各种学说,兼良对认定《日本书纪》开首“神代”二卷为独立的世界经典这一共识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以十八世纪古典学者本居宣长为代表的、从文献学角度考究古语意义的方法,成为《日本书纪》以及另一部古代史书《古事纪》研究的主流,而兼良通过比较来诠释经典的方法则成为非主流的对立方法。

复古与拟古——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和歌理论比较

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同为江户时期日本国学四大家,与其他国学家一样,二者的和歌理论都体现出对古代的仰慕。贺茂真渊对古代的仰慕表现为复古主义,即他认为和歌在创作内容上应和古代一样,以朴素的语言抒发肺腑之志,无须矫揉造作,而要自觉顺应自然之道,并从古代人质朴的生存状态出发论述和歌的诞生,这体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和歌观。作为贺茂真渊的弟子,本居宣长之好古主要体现为拟古雅文,即推崇现世和歌之风,主张使用华丽辞藻,强调和歌的无用性与美学价值,以“物哀”为理论基础论述和歌的成立,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的和歌观。二者不同的古代观催生了不同的和歌理论,然而殊途同归,歌论的背后均隐藏着建构日本民族同一性的紧迫需要。本文将对比贺茂真渊与本居宣长二者不同的歌论,并分析二者歌论背后的共同价值指向。

本居宣长“物哀”论的三个误区

本居宣长是日本享有盛名的"复古国学大师"。其堆砌啊哈咿呀哀哉等感叹词拼凑的"物哀论"至少有三个误区:一是忽物偏心的日本主体意识;二是蔑视文学伦理的滥情思想;三是"皇国神道至上"的原教旨主义邪念。倾空了文学伦理元素的文学思想是超道德的骗局;极端排外的民族意识膨胀是危险的导向。二百多年来日本的"大和"独优论和军国主义侵略说辞,都可从本居宣长的文字中找到根苗。"物哀论"就是其中的一株罂粟花。

日本国学思想内向构建中的他者意识

江户时期的日本国学以本居宣长等人的思想为代表,以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为基础,以排除"汉意"复归"古意"的方式,建立了日本自我的道统语境。本居宣长等国学家的思想视域中这一内向构建的过程,贯穿着日本近世思想界逐渐强烈的他者意识;复古主义与排他主义的融合,成为日本国学重新"发现"日本的重要途径。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日本国学也成为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主义的理论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