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HT探讨电针刺激天枢、足三里对IBS-D大鼠的影响

目的观察电针刺激天枢、足三里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diarrheal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模型大鼠血清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含量及对结肠5-羟色胺受体3A型(5-hydroxytryptamine 3A receptor,5-HT3AR)蛋白表达量的影响,探讨“同经异腑合募配穴”指导下,电针刺激天枢、足三里治疗IBS-D大鼠的作用机制,为电针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方法将24只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阿洛司琼组及电针组,每组6只。除空白组外,其余3组大鼠采用慢性束缚、避水应激及灌服番泻叶煎剂相结合的方法建立IBS-D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对电针组予以电针刺激双侧天枢、足三里,15 min/次;空白组、模型组和电针组均给予1 mL/100 g体质量生理盐水灌胃;阿洛司琼组给予1 mg/mL浓度的阿洛司琼溶液按1 mL/100 g体质量灌胃;4组均治疗1次/d,连续治疗14 d。观察大鼠一般情况;通过腹壁回撤反射(abdominal wall retraction reflex,AWR)实验进行内脏敏感性评估;记录大鼠体质量增长率的变化;计算大鼠粪便含水量;HE染色观察结肠组织形态;ELISA法检测血浆中的5-HT含量;Western blot检测目的蛋白5-HT3AR相对表达量。结果(1)大鼠一般情况: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大鼠精神良好,活动正常,大便干湿适中,为成形粪粒。(2)体质量增长率: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空白组、模型组、阿洛司琼组及电针组体质量增长率显著降低(P<0.001);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与阿洛司琼组体质量增长率降低(P<0.01,P<0.05);与模型组、阿洛司琼组比较,电针组体质量增长率升高(P<0.05)。(3)粪便含水量:与治疗前比较,电针组粪便含水量显著降低(P<0.01);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阿洛司琼组粪便含水量高(P<0.001,P<0.05);与模型组、阿洛司琼组比较,电针组的粪便含水量降低(P<0.01,P<0.05)。(4)肠道容量阈值: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肠道容量阈值显著降低(P<0.001);与模型组比较,阿洛司琼组与电针组肠道容量阈值升高(P<0.05)。(5)组织HE染色:与模型组比较,阿洛司琼组黏膜上皮完整,坏死范围明显减小;电针组黏膜上皮完整,吸收细胞呈柱状,黏膜皱壁中可见淋巴细胞和少量中性粒细胞等炎细胞浸润。与阿洛司琼组比较,电针组上皮完整,无坏死炎性损伤程度轻。(6)5-HT通路检测: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血清中5-HT的含量上升(P<0.05);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血清中5-HT含量下降(P<0.05)。(7)结肠5-HT3AR蛋白表达: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结肠的5-HT3AR蛋白表达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阿洛司琼组和电针组结肠的5-HT3AR蛋白表达均显著降低(P<0.001);与阿洛司琼组比较,电针组结肠5-HT3AR蛋白表达显著降低(P<0.001)。结论在“同经异腑合募配穴”指导下,电针刺激天枢、足三里对IBS-D大鼠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通过降低血清5-HT含量及结肠5-HT3AR蛋白表达,恢复肠道运动和内脏感觉功能,从而缓解IBS-D的临床症状。

新见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残片考释

近年来,国内拍卖会上陆续拍卖了3件民间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分别是2014年德宝古籍秋拍的第64、72件拍品和2021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万卷——名人信札古籍善本专场”3697号拍品。通过列表分析发现,这3件佛经为新发现《佛说父母恩重经》的两个不同版本,与已公布的英藏、俄藏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相比较,也属于不同版本,但均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本TK-139、TK-120《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翻译而来,且64号和3687号佛经内容前后相接可以缀合,是同一版本相连的两件文献。此外,保存较为完整的施经发愿文是新见内容。从版式及发愿文中的“大朝国”来看,应为蒙元时期刻本。由此可知,这3件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是以西夏仁宗时期刻印的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为底本,在蒙元时期重新排版印制。多个版本的汉文、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在西夏和元代的流传,是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和儒家孝道思想相融合的历史见证。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开采沉陷关键影响因子分析

根据陕西榆神府矿区15个典型矿点的煤炭地质赋存条件和开采设计方案以及地表岩移观测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地表最大下沉系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按照灰色关联度大于或等于0.70的原则,确定覆岩综合普氏硬度、扰动系数、深厚比、采高、覆岩岩层厚度、覆岩土层厚度为榆神府矿区开采沉陷关键影响因子,为该矿区的开采沉陷损害控制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俞穴、募穴相配通腑导滞法针刺治疗便秘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研究针刺俞穴、募穴相配通腑导滞法治疗便秘的作用。方法:按多中心观察法分3个医院,门诊收取300例便秘患者,每个中心各取100例便秘患者。按照随机和盲法的原则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个中心每组50例。对照组采用口服苁蓉通便液,10 m L 1支,每日2次,每次1支。10 d为1个疗程,治疗1个疗程。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俞穴、募穴相配针刺治疗。取俞穴:大肠俞、小肠俞;募穴:天枢、关元;配下合穴;足三里,上巨虚,下巨虚;采用平补平泻法,每日1次,留针30 min,10次为1个疗程。两组均治疗1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结果:两组患者经治疗后,试验组明显改善排便次数、粪便软硬形状和排便的难度,经X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便秘症状评定标准的评分方面,试验组评分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试验组经治疗1个疗程后临床总有效率为93%,对照组有效率为65.3%。结论:试验组高效明显比对照组好,具有促进肠蠕动,改善肠胃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所以试验组优于对照组。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毕沅诗歌结集过程及创作意义

毕沅作为乾嘉学者,不仅官至极品,而且长于诗文。终其一生的《灵岩山人诗集》,结集过程漫长,并在结集过程中刊刻了各种版本,该诗集编纂体例极为严谨。毕沅对诗歌的爱好影响着其幕府诗歌的创作活动,宾主之间的唱和交流及对幕宾诗歌创作的赞助支持影响着幕宾诗歌的创作热情乃至审美意境的提升,进而促进乾嘉诗歌的发展。

1994年以来晚清幕府研究述评

1994年以来,晚清幕府研究成果丰硕,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公开出版的论著数量较多,平均每年有一部专著问世;研究的领域扩大,宏观研究加强,以著名幕府、绍兴师爷为代表的个案研究成果显著;研究的方法、视角和材料的发掘等都有新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诸如宏观研究不够、立意不高、重复研究、拓展的研究空间不大和新材料发掘少等问题。检讨十多年间的研究状况,以期推动晚清幕府研究的繁荣和深化。

合募配穴与俞原配穴在脏腑辨证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脏腑辨证与配穴的关系。方法:通过了解合募配穴、俞原配穴及脏腑辨证的内涵,结合导师王富春教授多年的临床经验,分析脏腑辨证与俞原配穴、合募配穴之间的关系。结果:合募配穴与俞原配穴在治疗脏腑疾病时,收到较好疗效。结论:合募配穴、俞原配穴适用于脏腑病证,且在脏腑辨证的指导下治疗疾病具有临床疗效好、选穴少、患者易接受等特点。

姚濬昌与曾国藩幕府

姚濬昌是同光年间桐城诗派的重要诗人。青年时期,他在曾国藩幕府曾客居过近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在曾国藩的引荐下,曾师从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学术理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获益良多。此外,他还与曾国藩幕府中的诸多宾僚有所交游。总而言之,这段曾国藩幕府生涯对姚濬昌的人生发展、学术思想、文学主张及创作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毛白杨多功能新品种选育研究

观测北京、河北、河南３地点的１３年生毛白杨无性系试验林，无性系间的树高、胸径、木材密度、纤维长度等性状的差异均极显著；无性系的遗传稳定性、生长适应性、主干通直系数、树体形态系数、抗病虫指数等性状存在一定差别。材积生长量无性系×地点交互作用极显著，无性系间生长型不同（“广适型”、“高产型”、“低产型”）。无性系的材积生长量、木材密度、主干通直系数、树体系数和抗病虫害指数的重复率分别为０．５８０、０．５３６、０．３９０、０．４１１和０．５００，性状经济权重分别为０．３５、０．２５、０．１０、０．１０和０．２０，建立多功能型无性系的选择指数，其综合育种增益比对照品种≥１５％为中选优良无性系新品种。为北京、河北、河南分别选育出８个、７个和６个优良无性系，平均综合增益分别提高２３．９％、２４．９％和２１．０％；３个地点都中选的３７、３５１、９８３２和１０１２等优良无性系的平均综合育种增益提高２５．１％。所选无性系皆为雄性，显著提高了城乡绿化效应。

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考述

卢见曾幕府是乾隆时期扬州地区的重要学人幕府,该幕府在延揽戏曲人才、扶持戏曲创作、投资剧本刊刻、组织新剧演出上都有一定的成果,且在扬州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宋代官员的便宜行事权的合法性与制约

两宋时期,便宜行事权主要由中央赐予。幕主地位较高、便宜行事权限范围较广,则往往将自己的便宜行事权赐予其幕僚或属将。与此对应,当中央认为有必要时,则通过下诏的方式收回此项权力。宋代有效地避免了便宜行事权所造成的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使便宜行事权始终掌控在中央与皇帝手里。然而宋中央也因为对地方势力发展的过度担心,造成对便宜行事权的过度控制,以至在不恰当时机收回便宜行事权。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幕府类型、文学语境与东汉幕府文学题材的嬗变

东汉幕府文学是汉代文学色彩鲜明的分支,也是东汉文学有别于西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按照幕府府主的身份、职责以及幕府外部环境的差异,东汉幕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戍幕府、辅政幕府、割据幕府。这三种类型的幕府为入幕文人提供的文学语境有所不同,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题材的鲜明变化。作为一种和政治联姻的文学现象,东汉幕府文学在题材、体裁、艺术方法以及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东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风情与文化的盛宴——评电视连续剧《木府风云》

40集民族史诗大剧《木府风云》在讲述丽江木府土司家族内部争权夺势和爱恨情仇的同时,也向观众全面展现了丽江纳西族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包括政治与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宗教文化和殉情文化等等,同时该剧也提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发展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话题。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