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一)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穆木天“纯粹诗歌”辨析

穆木天所倡导的"纯粹诗歌"直接得益于辰野隆将诗与心灵愉悦相联系,强调"自然的并非是纯粹的"等艺术主张的启示,同时秉承了伯雷蒙的"纯诗"提法和关于诗歌"统一性"的主张,以及瓦雷里们对于诗歌艺术的执着精神,借鉴了象征主义理论家关于"诗歌世界"和"散文世界"相区别的理论探讨的诸多成果,尤其是他们共同指向的对于诗歌的意义之外的表现形式如音乐性问题的关注。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二)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东西方文学史的缩影——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内容概述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内容,从时间上看,涉及从古希腊到20世纪50年代各个时期的文学;从空间上看,涉及各大洲各国文学。穆木天以一己之力从苏联的期刊和著作上翻译了几乎涵盖整个东西方文学史的文学研究资料,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以及穆木天本人的遭遇、身体状况,穆木天能完成这批手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中的许多篇目对我们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鉴于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完全出版,故本文简要论述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内容。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穆木天王独清早期诗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诗歌”理论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统一性”、“持续性”；“诗的思维术”；“诗的文章构成法”等内容。诗的“纯粹性”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纯粹性”；诗的“统一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要单纯、完整；诗的“持续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连续的和延续的；“诗的思维术”是指诗的思维方式；“诗的文章构成法”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暗示”手法和“‘色'‘音'感觉的交错”。穆木天、王独清的诗论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自序

论文对作者即将出版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一书的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做了概要的说明,并且通过作者自身研究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传承、价值及意义

1957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的穆木天被划为右派。虽然遭受如此厄运,但穆木天并不消沉、气馁,仍然关心着教研室的工作。为了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青年教师适应当时新的教学体系和完成新的教学任务,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穆木天拿起译笔,历经十年(1957—1966),翻译了19类94种2633页170余万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供青年教师教学、研究之用。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在穆木天的学生和外国文学教研室老师们的精心保管下得以存留。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是穆木天先生在特殊的岁月里留下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这批遗产对研究穆木天、外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史、新中国教育史、中国翻译文学史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独特的价值。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书写研究

1957年穆木天被划为右派后,历经十年时间,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翻译了一百七十余万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这批研究资料即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手稿的书写时间:从1957年持续到1966年,集中在1958年—1963年这个区间。手稿的合译情况:手稿共计19类94种2633页,其中86种为穆木天独译、6种为穆木天、彭慧合译;2种为彭慧独译。手稿的质地品相:手稿主要采用钢笔、蘸水钢笔、毛笔三种书写工具以及20x20、40x15、25x20三种型号的纸张进行书写;手稿的封面主要有稿纸、报纸、俄语文献材料、出版书目内页等四种封面,封面上一般都有穆木天写下的翻译题目、原著作者、文章出处等手稿基本信息;手稿的印章主要有"外国文学组"和"1963查"两种,主要出现在手稿的封面或者手稿的第一页,是当时北师大中文系整理资料的标记。

挽歌·哀歌·战歌——以诗歌为例论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诗人、翻译家、学者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创作以193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提倡"纯粹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期受时代的感召,成为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的战士。考察穆木天的生平创作道路,对他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成为他创作内源性因素的是故乡东北大野,是他的"东北情结"。笔者以穆木天诗歌为例,从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及传播——以《欧贞尼-葛朗代》为例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穆木天翻译介绍了大量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包括《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作品。他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以直译手法为主,加以大量的注释,为当时读者所喜爱。同时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教学与传播,穆木天的贡献也当为历史所铭记。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巴尔扎克三译家的共同遭遇与不同反应——傅雷逝世50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的三位译家傅雷、高名凯、穆木天曾同时遭遇赵少侯的评论。尽管时隔60余年,但赵氏提出的问题因涉及翻译的根本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入探讨的学术价值;况且,这些根本问题理论上的解决远不等于实践上的最终解决。因此,从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理论出发到翻译实践中的落实与应用,之间的距离还需要我们关注。

论抗战时期穆木天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现实促使穆木天诗风由早期的象征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为家国生存和民族战争而书写成为穆木天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抗战时期,穆诗多以揭示苦难、控诉罪恶、呼呼抗争为主题,充当"时代喇叭手"的历史使命,虽然强化了穆诗的时代性却削弱了诗歌的艺术色彩,但穆诗仍在色调和意象选取、结构体式等方面显出特色。

穆木天文学起点与日本因素

穆木天早期留日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留学生涯使穆木天由立志工业救国,转而走向文学,沉溺于象征主义,继而写作了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谭诗》,期间他的创作激情也得以激发,出版了诗集《旅心》。日本成为穆木天文学的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穆木天以后的文学轨迹。

论穆木天的翻译思想

翻译家穆木天经历了从"看不起翻译"到"翻译或者强过创作"的翻译观念转变,一生坚守着为青年、为人民、为新文学的翻译目的,提出了"读破原作"、"忠实原文"的翻译方法,推崇"直接翻译"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