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还是他律——论荀子道德哲学的基本属性

康德区分了自律与他律概念。牟宗三曾经把孟子的伦理学归入自律伦理学,相应地,就把荀子的伦理学归入了他律伦理学。与牟宗三的论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学者Janghee Lee,他认为荀子哲学是以心的自律性为中心的,从而其伦理学是自律伦理学。自律具有两种类型:先验哲学与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律,这一结论是在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的。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看,不能说荀子道德哲学是自律伦理学,从而反驳了Lee的观点。

试论牟宗三对康德自由意志的改造

会通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是牟宗三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会通过程中,牟宗三把康德哲学的某些概念做了相应的改造。其中,对“自由意志”的改造至关重要。牟宗三通过对人拥有智的直觉的肯定使“自由意志”成为可知,通过对性、情、心的提升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能动性改造,又借助有限心向无限心的跳跃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超越性改造。使先验道德能够得以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康德将道德法则孤悬的缺憾,但同时也冲淡了蕴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无限张力。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判析

牟宗三认为宋明儒探讨的心性学主要分为本体和功夫两面。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牟宗三认为程伊川思想是对上承孔孟以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等为代表的儒家正宗思想的歧出,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别子",朱熹则继承程伊川的思路而成为儒学发展上的"宗主",因而其真实地位只能是"别子为宗"。这一判定是牟宗三解读中国思想的重要创见,构成其探讨中国哲学如何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于现代朱子学研究而言,别子为宗理论具有"可超过而不可绕过"的地位。但是,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看,牟宗三确定的判定标准离开了儒家本有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牟宗三别子为宗理论的真实意旨在于批判或者矫正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误区,重新确立心学一派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发展的合理性,进而确证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别子为宗理论反映了牟宗三哲学在思想史真实和现代性诠释之间的创造性互动。

唐君毅、牟宗三二先生论罗近溪之学

罗近溪作为明代泰州一脉代表人物,与王龙溪并称为"二溪",其学以阳明学为根基,为王门正宗。唐君毅、牟宗三对近溪之评价略有差别:牟先生从本体论评断近溪学之地位,前期对其推崇极高,认为是最圆融之王学之境界,后期则将近溪之特色收缩为功夫实践上的表现,故仅置于泰州门下为一大家。唐先生的评价则从工夫论入手,认为近溪之工夫论之特出之处,既能显良知良能之平常日用之自然,又能不放失而谨守敬畏之意,仁智合一,语义圆足,其评价前后一贯,甚至后期更为推崇。然近溪固然有进于龙溪四无说之只立先天正心之学,工夫上却只较龙溪更细密而切近。近溪重心体之明与智,实仍偏向阳明之心学,与伊川朱子持敬之论实有距离。

论牟宗三之“三统”、回应及其脉络

甲午惨败以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促使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那存亡继绝的时期,新儒家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逆潮流反行,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孔夫子。由此而开出的以熊十力为领衔,牟宗三、唐君毅等发展的"心性之学",则成为一时之显学。牟宗三之"三统"尤为卓著。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从自然哲学到道德形上学:牟宗三易学思想研究

牟宗三先生前期的易学专著《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致力于揭示一套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后期的易学作品《周易哲学演讲录》则旨在阐发一种儒家式的道德形上学。从自然哲学到道德形上学的表现历程,正是理解牟先生易学思想的一条线索。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三系”的疑惑

三系论是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儒学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三系论虽然不乏理论意义,但在形著论和自律论两个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理论问题,是难以成立的。

“三统并建说”与“综合创新论”——牟宗三与张岱年之中国文化构想比较

牟宗三与张岱年都对中国文化之未来充满关切,都基于自己的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构想,开创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两个理论典范。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或基本精神的把握,对中国传统文化何以未能开出民主和科学的追问,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构想等三个方面进行疏朗比较,从而可以更鲜明地看到,牟、张二人的"三统并建说"与"综合创新论"之路各有其深刻与不足之处。他们的构想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牟宗三对熊十力内圣思想之超越

牟宗三与熊十力同为当代新儒家,且牟氏作为熊先生的弟子,在唐、牟、徐,三位学者当中其思想继承熊氏处多。1949年,二人分处两地,而无从相询,亦难有书信之往来讨论,于是有各自发展的方向,而牟先生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笔者特别谈熊牟之间的不同观点,以见当代新儒家的不同开展。二人都以阳明心学来摄受当时的需要──民主与科学。但若终究言之,牟先生是一种道德形上学,天道性命相通而为一,心即理之学,以自由无限智心为本的学问。至于熊先生则归本于易经的乾坤翕辟之学,以乾坤比配心与物,藉以收摄佛教的心法与色法,及西方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二人都属当代新心学,但牟先生较从子学处建构,而熊先生依于经学处建构。

唐君毅与牟宗三:美学理论的“同”与“异”

唐君毅和牟宗三都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大家,他们毕其一生跋涉于现代文化哲学的"返本开新"之路,其美学理念具有形而上学品格。他们的美学理论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阔的思想建构。他们有意识、系统地探讨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美学的特性,而其美学思考又呈现出各自的学术个性。

熊十力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开启

熊十力对牟宗三的生命格范与思想智慧的影响是极大而深远的 ,在牟宗三的一生中都有明显的表现。熊十力的思想智慧是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来源。因此 ,熊十力对牟宗三的心路的开启之极是无人可以企及与代替的。牟宗三对熊十力的继承是忠实地批判继承 ,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 ,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 ,牟宗三是熊十力衣钵的传人。但是 ,牟宗三青胜于蓝 ,在学力与睿识上远远地超过了熊十力。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推进与超越了熊十力。

钱穆、牟宗三争论“大一统”平议——港台新儒家视野下的董仲舒政治哲学

董仲舒“大一统”的理想,被钱穆、牟宗三解读为“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的境界而加以充分肯定。两人围绕传统“大一统”究竟属民主还是属专制的争执,背后有儒道之辨,即钱穆“由天达人”“由自然推论人生”“由自然界以发挥天人合一”道路,与牟宗三“由人达天”“由人生推论自然”“由人文界以发挥天人合一”道路的不同。双方都可以指责对方专制、傲慢,因为两人毕竟都高度肯定了“大一统”,都认此“普遍性”是“天经地义”的,但此普遍性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理想、社会理想,也很容易被联想为是在污染纯学术,自觉为统治者张目。如此,董仲舒“大一统”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意义,端赖今天的复古更化,以真正解决“重视普遍性但却对个体性无法兼顾”的问题。

牟宗三幸福观探略——基于《圆善论》的考察

为了说明幸福是如何产生的,德福一致是怎样证成的,康德提出圆善问题。然而,牟宗三认为康德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圆善论》旨在化解圆善难题,进而阐扬自己的幸福学说。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幸福产生之源、内在动因、实践途径和表现方式提出了独具慧识的见解,对于改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大有裨益。

牟宗三的天台宗性具圆教分析

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佛教史研究中高推天台宗为最完满的圆教,并根据《法华经》及"一念三千"等天台理论进行解说,认为其赋予一切权教以终极意义,具备圆教规模;且性具论从心物不二的实相出发,为一切法的存有提供了无诤的解释。文章评述以上观点,并对其与华严性起论做比较。

浅谈牟宗三关于“气”的思想

牟宗三关于"气"的理解与传统中国哲学史上的气学传统不一致,因而在其哲学史论述中大多因为其固有的哲学立场而导致偏见。这导致牟宗三在试图解决程朱理气二分格局的哲学偏差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断裂。

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评析

牟宗三首先对道德形而上学概念作了重新界定,依牟宗三的分析,康德的形而上学从广义上来说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形上学和道德的形上学。他将康德所建的道德形上学称为"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 of Morals),将自己所建的道德形上学称为"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因为不能肯定智的直觉最终不能证成。牟宗三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划分为两层,即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两层。无执的存有论通过良知良能自我坎陷而生出执的存有论,由于良知良能自我坎陷说的内在矛盾,所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最终也无法证成。

中国生命哲学真理观的标准--与杜保瑞教授商榷

杜保瑞教授提出的中国生命哲学真理观探究,可大致区分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认为真理观并非绝对正确的判断,而是以个人信念的选择与认知为标准,在理论层面如此,实践层面更是明显。藉由反思这个论点,可看出理论与实践层面皆须一定的标准才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以免落入个人主观的臆断,失去哲学真理观探讨普遍而客观原理的立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