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

产生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狂言绮语观盛行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影响。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两者都针对文学被指斥为“妄言”或“虚言”的压力,极力为文学“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从而维护文学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狂言绮语观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的受容史与《源氏物语》的批评史互为表里,从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张爱玲小说和《源氏物语》的审美特质

张爱玲和紫式部这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论是人生经历、创作思想,还是其小说的主题指向和艺术特质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文章审美特质的角度对张爱玲小说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进行比较研究,它们都精心营造了一个凄凉的背景世界,包含着生命悲哀、人生无奈的哲学体悟和追求悲凉的审美情趣,具有一种悲凉的审美品格。

《源氏物语》对《李夫人》讽谕义的借鉴

紫式部将白居易《李夫人》诗的"画像""返魂香"和"木石情"这三个要素融入《源氏物语》的情节。同时,紫式部对帝王情爱把握有别于白居易的视角,她在创作时,受当时女性普遍疏离政治的心态影响,不得不采取"重情远政"的写法,试图以净土信仰为媒介,用"伤情之鉴"解答贵族女性共同面对的情殇问题,从而偏离白居易原诗的"朝堂之鉴"讽谕义。

浅析白居易讽喻诗在《源氏物语》中的引用

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接受白居易诗文影响已为众多学者证实,其中引用白氏讽喻诗的例子格外引人瞩目。讽喻诗特有的功利性职能显然与《源氏物语》主旨,甚至与日本传统审美理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剔旨存情的引用原则,使紫式部能够将讽喻诗句完美的融合在《源氏物语》中。比对阅读两者,颇可体味,正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典范性影响了紫式部的创作。从"诗乐合一"的创作理念,到长于描写、意象丰厚的语言表达,再到叙事技巧和女性主题,紫式部无一不精雕细琢,这都是在汲取白居易诗歌典范艺术上的再创造,而其背后体现的则是日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发展。

论《源氏物语》的“物哀”美学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其“物哀”美学风格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紫式部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将人物对自然景物、世情民生以及宫廷女性自身的哀婉叹息之情表达得动人心弦。《源氏物语》所表现出的“物哀”美学深受佛教“无常”思想的影响。主人公对四季的变换、生命的流逝极其敏感多情,虽生活在皇宫,却无心参与权力斗争,一心追求纯粹的“物哀”之美。《源氏物语》中的这些“物哀”美学特征是日本物哀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东瀛才女紫式部的汉学情缘——《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受容

《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学史上的"双璧"之一,作者紫式部在文学领域为中日交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她在长达54卷的历史故事画卷《源氏物语》中,频频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为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土壤中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视点出发,通过考察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紫式部的汉文学修养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尝试分析作者是如何借鉴汉诗文的故事原型创作出独特的文学主题。

日本平安时期女官世界观——以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为例

概述日本平安时期女官文学的繁荣,介绍当时的代表性作者。以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记》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为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她们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挖掘其中截然不同的女官世界观及其成因。

悲剧的女性:张爱玲小说与《源氏物语》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紫式部这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论是人生经历、创作思想,还是其小说的主题指向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女性为中心,关注女性命运,较好地从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生存的困顿和生命无常的苍凉、女性的异化和内心的悲哀等方面真实地再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其主题具有极丰富的悲剧性,但张爱玲的深刻和思想高度是紫式部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