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在迁居大棘城之前,慕容鲜卑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与东汉时期差别不大,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则开始迅速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上,慕容鲜卑最初学习西晋占田法,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慕容皝统治后期,又改占田为屯田,基本满足了急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生产弱化了经济功能,强化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从以输出生产工具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链条之一部。慕容鲜卑这一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具备混合性、边缘性、跟随性等边疆特征,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慕容评的历史形象书写与慕容氏的皇权建设

慕容评作为前燕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史书中呈现出的祸国权臣形象实际上受到了历史书写的影响。慕容评代表前燕末帝慕容暐的皇帝权力,为其驱逐皇位的威胁者,他与慕容垂等人爆发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慕容鲜卑王位继承模式的不稳定性。在后燕与西燕竞争政统的形势下,慕容评成为塑造慕容垂“中兴之主”形象的工具。他的生平活动与历史形象,是慕容氏皇权强化进程的反映。

辽宁北票喇嘛洞遗址出土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

喇嘛洞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大型墓地,对其出土人骨进行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可望了解先民的食谱,揭示其生活方式进而探索鲜卑与汉的相互联系。该遗址20个墓葬出土人骨的C、N含量以及C/N摩尔比反映了样品均保存较好,可用作食谱分析。人骨中骨胶原δ13C和δ15N分析显示,先民主要以C4类食物为食,且基本为素食,这当与发达的糜子和粟米农业密切相关,表明喇嘛洞遗址鲜卑生活方式已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由游猎为生转变为农业生产为主。对不同性别的先民食谱差异性进行t检验,发现男女食谱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样品BLM63和BLM99的δ15N值相对较高,揭示了其食物结构中含有一定量的肉类。

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正统意识的演变

十六国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族群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纠葛的历史时期,"华夷之辨"思想的长期存在与汉文化的主流地位使慕容鲜卑在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道路上面临重重困境。通过追祖溯源、比附祥瑞、五德历运等手段,慕容鲜卑逐渐深入地对自身统治合法性进行了阐释,从理论上为自身位列正统提供了文化依据。而随着自身正统地位的确立,慕容鲜卑对待晋室正统地位的态度亦同时产生着变化,这种转型成为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政治心态转圜的一个缩影。

两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

慕容鲜卑与高句丽的关系,从3世纪末的慕容广鬼和烽上王时开始,到5世纪初的慕容熙和广开土王时结束。双方互有攻伐侵扰,又有和平相处。4世纪40年代开始,高句丽一度成为前燕属国。古代辽东地区是双方争夺焦点,慕容鲜卑多居于优势,后燕时失去主动权和控制权。

试论慕容鲜卑崛起辽西

慕容鲜卑为东部鲜卑的一个分部,是东胡的后裔。该部迁居辽西地区后,在鲜卑杰出的领袖人物、军事家、政治家慕容廆及其子慕容皝的领导下,积极地吸收中原传统的汉文化,迅速改变了本民族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慕容廆尊王攘夷、劝课农桑、发展教育、设置郡县、安置流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为辽宁地区开发、民族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淝水之战后慕容鲜卑的复国之途

在淝水之战后,被前秦征服的各部落发现了复国的机会,前燕王子慕容垂开始了重建燕国的努力,慕容鲜卑一系先后建立起后燕、西燕、南燕诸政权,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和战乱之中。

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

慕容鲜卑自三国初年入塞,先是与其他鲜卑部落一起,在曹魏与公孙氏两大政权对峙的局面下,作为一股中间力量聚居在辽西地区。后来公孙氏政权覆灭,曹魏仿学汉代,将辽西地区纳入到属国制度的管理体系之中,慕容鲜卑也就成为魏晋王朝支配之下的"保塞蛮夷"。在这段"属国"经历里,慕容鲜卑一度势力兴盛,但是在西晋后期,慕容鲜卑在东北一带的族群冲突中陷入了困境,由此激发的族群意识,最终让慕容廆认识到了"华裔理殊"的现实,这成为其汉化改革的一大动因。

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

高句丽与三燕文化的陶器在器形、纹饰方面存在较大相似性,是高句丽陶器受三燕文化影响的结果。从4世纪开始高句丽与三燕文化的创立者——慕容鲜卑展开了激烈的辽东争夺战,直至5世纪末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以高句丽的获胜而告终。频繁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

慕容鲜卑是我国古代鲜卑人的东部支系。自秦汉之际鲜卑从东胡中分化开始,直到东汉时期檀石槐建立鲜卑军事联盟,只能依靠考古资料梳理其历史。"慕容"在檀石槐军事联盟时期成为中部大人,代表了慕容部落开始形成。鲜卑军事联盟解体以后,慕容部逐渐吸收、融合其他中小鲜卑部落,以及匈奴、乌桓、夫余、丁零、汉人等各族人口,并不断向东、向南迁徙。直到曹魏时期莫护跋统领部落迁徙到今辽宁北票、阜新等近塞之地,开始依附于魏晋中原王朝;也开始在此地吸收中原的汉文化习俗,给慕容鲜卑带来了一次大的转变。此后,莫护跋之子木延、孙涉归相继统领部落,涉归时期又曾因与宇文部等势力的争夺而被迫迁徙到辽东郡北部地区。在发展的压力下,涉归开始更更多地学习中原文化,开启了慕容鲜卑此后发展、融合的滥觞。涉归死后,慕容廆领导慕容部,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东夷校尉与慕容政权的东北亚秩序建构

东夷校尉曾在西晋王朝构建东北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是西晋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统治“正统性”的体现,也是西晋王朝“天下”意识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延伸,在历史上对于处理东北亚地区的华夷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东晋时期始,随着慕容政权的崛起,东夷校尉开始为鲜卑慕容政权所掌控,原本职能开始逐渐被淡化,其身上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被转移到了慕容政权身上,并最终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掌控了东夷校尉的慕容政权,实际上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华夷秩序的新核心民族,并重新建立了以慕容鲜卑这一“夷”为核心的新型东北亚政治秩序。但也正是由于东夷校尉身上被赋予的“正统性”,使慕容鲜卑在经历质疑的同时,也被迫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这就在客观上完成了东夷校尉设置最初的使命——对边疆民族在文化上的引导与招抚。

慕华风,易胡俗——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助推力

东胡遗裔,俗同匈奴,是慕容鲜卑传统的社会教育,在入居辽西、始慕华风之后,慕容鲜卑的文化教育中出现了汉文化元素。在慕容廆的助推之下,前燕"移风易俗",渐进地出现了官学教育,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前燕官学教育的出现,在客观上促进了慕容鲜卑在思想观念以及制度文化层面的社会变迁。

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晋建立前,慕容鲜卑曾在其首领莫护跋的带领下,帮助司马懿讨伐公孙氏政权,慕容鲜卑自此在辽西建国。此后,从慕容涉归的由服到叛,再到慕容廆的由叛到服,慕容鲜卑对西晋可谓是叛服不常。慕容鲜卑也正是借助西晋之势,在西晋汉士族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为第一个慕容燕政权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燕建都长子原因探究

十六国时期曾定都山西长子的西燕政权历7帝共计11年。西燕建都长子主要由其政权的流动性特点、淝水之战后的政治格局以及上党盆地的地理形势和长子的战略地位等诸多因素所决定。长子东依太行山,逾太行八陉之南四陉通河北、河南,西靠太岳山,越乌岭关达临汾、河东;南过黄河联中原洛阳;北通晋阳接雁门、云中,历来为上党地区战略要地,从传说尧封其长子丹朱而命名,到春秋为上党乃至中国北方战略要地,战国赵、魏、韩三国在此置郡,秦设上党郡,两汉为上党郡治所,直至西燕为都9年,对中国北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

慕容鲜卑人在北魏以后经历了曲折的民族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北魏时期慕容鲜卑的三次改变姓氏。从最初的政治迫害导致改姓,到时过境迁后的恢复旧姓;与此相伴的是慕容鲜卑群体从完整、强大到分散、衰落,最后只有慕容后裔的几支家族在北朝、隋唐时期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但已经融合为汉人的一支,其作为少数族群的发展历程已经终结。

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与柔然王族相关问题

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为柔然民族与其王族之源出提供了一重要的线索,即柔然应出自鲜卑,郁久闾氏源于鲜卑慕容氏;称其祖为“莫容可汗”,“莫容”应即“慕容”或“慕郁”,应是“木骨郁”的蹙读。慕容氏的两位祖先,莫护跋、木延,以及柔然王族始祖木骨闾,其实都是以“mo”或“mu”为姓,或者都是将“murong”“muyu”简称为“mo”或“mu”为姓氏。而“莫”“木”“慕”都是在早期汉化过程中的不同汉译,后来才统一约定俗成为“慕容”;志主为北齐与柔然反目及西魏迫于突厥的压力屠杀柔然人后的幸存者。这方墓志为研究柔然王族郁久闾氏的历史及在隋唐时的延续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唐《慕容智墓志》考释

甘肃省武威地区出土的唐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记载了墓主的家族世系和入侍经历,填补了吐谷浑王族世系的空白。志文首次提及吐谷浑王族又一先茔"大可汗陵"的存在,明确了吐谷浑王族在武威地区至少存在两个陵区的事实。志石侧面还发现有两列未能释读的文字,初步推测应为失传已久的吐谷浑文。该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吐谷浑王族历史及游牧民族文字构造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慕容鲜卑诸燕社会进程初探

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游牧民族,最初发迹于今天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北段,秦汉以来不断南迁,魏晋时期基本进入中原。慕容鲜卑作为其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支,不仅影响着中原社会的发展,还先后建立起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封建政权。本文就这四个政权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窥见慕容鲜卑社会进程之一斑。

慕容氏的民族政策与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间融合的个案研究

从辽东到中原、再重返辽东,随着立国形势及慕容氏与汉士族政治关系的改变,慕容氏与统治下的其他部族的民族关系也经历了重大变革。部族在辽东时期被排抑,进入中原以后政治势力上升,这与不同历史时期慕容氏对待各部族的民族政策不同有关。双方正是在复杂的共存中逐步走向融合,展现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形成与融合的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