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文明论、殖民论及其批判之声——甲午战争130周年祭

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学两界人士效仿欧美列强,把“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对中国开战的理由,用“文明”来文饰、掩盖、美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实意图,甚至将“文明”作为一种政治叙事,来描述战前的中日关系。作为一个肇始于近代西方的词汇,“文明”(civilization)这一旨在描述理想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道德准则、个人特质的词汇与近代日本的殖民扩张活动之间有何关联,日本的意识形态家们是如何将文明与殖民扩张勾连起来的?在近代日本,有无检讨、批判这一做法的声音,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凡此种种,值得展开讨论,此乃理解甲午战争以来东亚局势的重要内容。

“天下”的近代歧说--对近代以来几种相关解读的辨析

中国传统天下观体现了古人对于内外秩序与理想道德形态的设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今天有不少重新审视传统天下观的论著,但要想深化讨论,至少需要明晰传统天下观在近代的命运。晚清以降,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天下观受到了各种各样新的诠释。既有中国知识分子基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态来反思传统天下观,又有近代日本东洋学家从为日本侵略辩护的角度,刻意扭曲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容。而随着一战的结束,一些人士又强调传统天下观有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的一面,因而值得提倡。但这番看法,似乎并未得到西方汉学家的认可,他们或是认为传统天下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中“自大”的一面,或是强调中国古代对周边秩序的思考并无传统天下观声称的那般有道义性。辨析近代天下观的种种歧说,可为建立天下观的“正说”提供基础。

上海图书馆藏《溃痈流毒》考

上海图书馆藏《溃痈流毒》钞本,为内藤湖南以京都府立图书馆所藏底本抄录后,寄赠张元济者,扉页有内藤湖南及张元济手书题识。来新夏先生在《关于〈溃痈流毒〉的几点考证》中,得出上图本《溃痈流毒》为“选钞本”“篇幅不全”“内藤虎于此又施其狡狯矣”等结论。本文比对《溃痈流毒》现存各钞本,认为上图藏《溃痈流毒》钞本内容完整,并不存在“篇幅不全”的情况,并考订内藤湖南与张元济的交游,及《溃痈流毒》钞本赠书始末。

仰承与垂范的变奏——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

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学人和学术界,既有仰承中国固有资料、继承中国研究成果的情况,又有与中国学者互通有无、互学共进的情况。即便在内藤湖南着先鞭的章学诚研究上,也可以看到浙东学派的治学风范对内藤的感召和熏染。在中日学术之间,不是单向线性的影响,而是互相咬合、互有消长的变奏。

“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

有关唐宋历史有别的散论代不乏人,但是内藤湖南却能另立新说,提出深具理论性的"唐宋变革论"。无论是有关唐宋历史变革所涉及的历史分期等唐宋历史差异的内容方面,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内部视角研究方法方面,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都对世界范围内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唐宋历史研究新的范式。分疏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通过批判性的理解与反思中国"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历史叙事,进而追溯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中国在唐宋之际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这是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内容。细察该说,发现其诸多基本陈述与史实不符,六朝隋唐时期"名族"、"世家"虽有优越地位,但政权并非皆为贵族掌管;"弑逆废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频发或少见不足以构成君主地位变迁的证据;唐代政治并非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明代君主权力也并非毫无制约;该说关于宰相、地方官、宦官的对比也因其误判史实而不能成立。同时,该文论述逻辑并不严谨,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诸多基本判断缺乏史实依据、以结论为前提等问题。

内藤湖南中国观的变与不变

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前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内藤湖南在甲午战争初期产生了"中国未必守旧"的模糊认识,但在第一次中国旅行时演变为"中国守成论",又在辛亥革命后正式形成了系统的"中国解体论",进而演变为"日本兴中论"。近代日本汉学的危机意识、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日本文化的主体性选择是造成内藤湖南中国观变与不变的三大要素。

近代日本视野下的孔教运动

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构想,相当部分源于明治日本的经验,这自然吸引了有贺长雄、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等同时代日本思想家的关注。不过,他们眼中的"孔教",已经不再是中国专有的儒家核心价值,而是变成了日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目标,是要确立以日本为主体的"日本孔教",在所谓文化中心位移、重新创造自身"历史"的冲动之中,为近代日本的崛起寻求法理依据。正是这份优越意识和自负心,令他们毫无顾忌地点评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也注定了其难以真正理解风云变幻期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苦闷。

足本《庐山记》在近代的重新发现

《庐山记》是宋代陈舜俞撰写的一部山志,本为五卷八篇,自明代以来惟存三篇。1900年,日本内藤湖南发现元禄十年刻足本《庐山记》并题写了跋语;1909年,罗振玉在日本发现成篑堂文库藏宋本足本和元禄十年刻足本,并分别于1917年和1928年将此二书印行,促进了此书在学术界的传播和利用。

唐宋时代的科举与党争——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间的种种变化,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但对该说的实证基础进行追问表明,其所依托的史实基础并不坚实。其关于"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的界定是建立在对六朝隋唐时期贵族政治角色的夸大和对宋以后臣宰职能过于贬低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其关于唐代科举考试内容存在误判,忽略了唐代科举制为寒庶之士打开仕进之门的作用,不适当地强调了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改革的作用;其关于唐宋朋党性质变化的判断,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并存在对唐代牛李党争的牵强理解甚至误判,对宋以后朋党性质的解释也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

内藤湖南与民国书业界的交往——以“内藤文库”所见几组书札为中心

本文整理解读“内藤文库”中所存商务印书馆、来薰阁书店、泉寿东文书藏等几处写给内藤湖南的书札,探寻他与中国书业界之间借书、购书、赠书等的交往互动情况。这些尘封的文字,一方面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内藤湖南恭仁山庄丰富汉籍典藏的某些细节;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中日之间典籍出版与图书销售的渠道和方式。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编纂考

《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胡适在创作《章谱》前后,围绕章学诚研究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互动。胡适试图通过该谱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并展现他在年谱学方面的"用意与方法"。1921年的胡适因参加各种社会、学术活动非常繁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完成《章谱》的写作任务。该谱革新了传统的年谱体例,创立了新的典范,提供了一个示范的样板,因而得到不少学者的仿效。

内藤湖南与何兹全的汉魏历史分期述论

历史分期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的史识。在内藤湖南和何兹全的历史分期论中,汉魏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论基于华夏文明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从上古期的华夏文化向外扩展到中古期的周边民族向华夏民族内部进行反馈回波,汉末魏晋正是其间的过渡转折。何兹全从中原王朝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比较以做出历史分期,认为汉魏之际商品经济衰落、依附关系发展及消极的来世宗教观流行,是中国从古代走向中世的重要转折期。比较两位先生的汉魏历史分期,对认识他们的整体历史观,以及认识东汉历史的特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

内藤湖南曾明确地指示过《诗经》研究的努力方向。由他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说业已成为宋研究的革命性原动力。在我国近年来国学有复苏之趋势。宫崎市定之学问已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建设起到了触媒作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宋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得益于其中国史观。由此上溯,其理论根基必及于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内藤湖南中国史观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建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亦有助于亚洲各国的和谐共处。

内藤湖南中国认识的构建——以第一次中国考察前后为比较对象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研究成为日本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引领日本思想界潮流的重要人物,内藤湖南于1899年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察,通过自然、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亲身体验,通过与中国士人之间的对话与讨论,内藤湖南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停滞",意识到中国的危机之所在,由此也树立起日本自身的职责与定位。就此而言,中国作为日本文化的"他者",成为日本想象与建构自身形象的一道工具。

世界建筑的木石之争和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张钦楠著《中国古代建筑师》读后

张钦楠《中国古代建筑师》提出的三个议论题很重要。鄙见以为:中国建筑与埃及建筑的木石之争是地理决定。中国建筑有过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一在隋唐宋,一在明朝,与中国全社会的两个黑暗时代南北朝和元朝相衔结。清朝是中国的第三个黑暗时代,我们正期盼中国建筑的第三次文艺复兴。此问题牵涉中国历史分期,日本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决不可取。

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时代,日本的学术思潮不仅在于汉学研究,更扩大范畴为全亚洲之研究,名之为东洋史学,并在学院里设科教学。在此一学术思潮中,京都帝国大学以内藤为主导的亲中学派被称为京都学派或"支那学派",东京帝国大学以白鸟库吉等人为主导的亲西学派被称为东京学派或东洋史学派。两学派中,仍以京都学派的名望高于东京学派。内藤的历史发展观有"天运螺旋形循环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考据朴学论。第一说主要在反驳西方的"中国文明停滞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说明文化中心所在即带来地方发展的契机,它不是一个相对兴衰的概念,而是中心所在导致地方得以发展,此一结果则是带来大一统的契机;考据朴学论则显现内藤对纯粹学术的要求,不当为政治服务的朴学精神,这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作法明显不同,但他仍免不了受其时代思潮,受帝国主义者的影响。

内藤湖南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以内藤湖南1899年第1次访问中国为契机

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就此开始了与中国文人之间的正式交往。在这期间,内藤湖南与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交往,潜在地批判改良派的知识分子,高度赞美与自己抱有一样志向的"有识之士",与一批从事汉学研究、诗歌创作的文人形成了"唱和"的挚友。就在这样的交往之中,内藤湖南奠定了自己从事学问、研究中国的远大目标。

内藤湖南进步史观的形成--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共鸣

内藤湖南曾9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其中1899年、1902年的访问对内藤史学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1902年秋的访问中,内藤湖南接触到了章学诚的著作。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出了自己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