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横州杨村红陶工艺调查

通过对横州市峦城镇杨村红陶工艺的调查,发现其原料以横州本地陶土为主,高岭土为辅进行配置,胎料具有高铁高钾的特点;制作工艺以手工轮制为主,辅以泥条盘筑等方法;烧制窑炉在引进电窑、气窑的同时,还保留了独特的传统龙窑;产品以制作大型的红陶器物见长,所生产的特色器物有酒熬、金坛、平底罐等。历史上的杨村可能在广西窑业技术交流与传播中发挥了特殊贡献,钦州和宾阳邹圩两地制陶技术的源头都有线索指向杨村。整体而言,杨村红陶的工艺、炉窑和产品都极具特色,其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等价值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整理,以便更好地助力当地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及根际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为提高红花产量与品质,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产量以及根际微环境的影响。试验设计4个处理:摩西球囊霉菌(Glomus mosseae)单菌接种组(GM)、根内球囊霉菌(Glomus intraradics)单菌接种组(GI)、G.mosseae与G.intraradices混合菌接种组(H)、不接种的对照组(CK),测定了红花伸长期的生物量、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酶活性、土壤pH值及根际土壤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含量等指标。结果表明:3个接种组丛枝菌根真菌均有侵染,混合菌接种组侵染率最大(69.00%);与对照组相比,接种组的生物量和产量均明显提高(P<0.05),其中接种混合菌的效果最大,红花生物量、花绒产量、单株籽粒质量比对照组分别提高35.67%、17.79%、24.86%;接种组根际土壤碱解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全磷含量均降低,而土壤有机质含量、速效磷含量和磷酸酶活性均提高;红花生物量、产量、土壤有效磷含量、磷酸酶活性与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红花丛枝菌根的形成改善了根际土壤微环境,提高了土壤肥力,从而促进红花生长,增加红花产量,根际效应与丛枝菌根真菌的种类有关。

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交通与城镇经济发展

交通是一个地区城镇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明清时期 ,南阳盆地形成了以丹水、湍水、白河、唐河为主干的水路网和以方城路、三鸦路、商洛路、邓州路、桐柏路为主干的陆路网。盆地内星星点点的城镇分布其上 ,或通过水路 ,或依靠陆路 ,或水陆联动 ,以致货物聚集 ,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后来 ,不少城镇则随着交通线路的兴衰而消长。探讨这一变迁过程 ,对于充分开发利用该区域的国土资源 ,进行合理的区域和城镇发展规划 ,促进当时经济建设 ,当有裨益。

甜高粱茎秆汁液酒精发酵高产菌株的选育

以南阳酵母NY-01为出发菌株,用紫外线对其原生质体进行诱变处理后,对甜高粱茎秆汁液进行发酵试验,结果表明,经过紫外线照射30s后,获得了一株酒精发酵高产菌株,酒精产率达到了14.3%,比出发菌株提高了20.1%;发酵周期40h,比出发菌株缩短了5h。

赵炳南先生治疗皮肤病的学术特点

赵炳南先生是中医界治疗皮肤病的大家,赵老治疗皮肤病,善于调和阴阳,使用的基本方药是"四藤",即天仙藤、鸡血藤、首乌藤和钩藤。他除了运用活血化瘀法外,还兼顾心肝火盛、脾湿内阻,自创清肝利胆、清心泻火、疏风除湿之法,创建"三心方"(莲子心、连翘心、生栀子)。临床治疗急性湿疹、急性皮炎、带状疱疹、过敏性皮炎、药疹等急性炎症皮肤病(热盛型),每取良效。赵老晚年治疗皮肤病的经验炉火纯青,整体治疗观在临床治疗中更加突现。

中国北回归线附近岛屿及沿海初夏鸟类报告

于2001年6月8日至19日对位于北回归线附近的粤闽沿海岛屿及沿海湿地(东迄福建省南部的东山岛,西至广东省东部汕头地区的牛田洋湿地和南澳及其附近诸岛)进行鸟类调查,后又于2004年6月做了补充调查。共记录到鸟类77种,其中海岛鸟11种,湿地鸟25种,陆地鸟41种,包括国家一、二级保护种类分别为白腹军舰鸟Fregata andrewsi和岩鹭Egretta sacra。观察新增了10种以往未曾在该地区记录到的鸟类,首次记录到岩鹭在南澳及其附近诸岛的繁殖,再次印证了粉红燕鸥Sterna dougallii、黑枕燕鸥Sterna sumatrana、褐翅燕鸥Sterna anaethetus和黑叉尾海燕Oceanodro mamonorhis在该地区的繁殖记录。通过对比该地区一个多世纪以来鸟类记录(包括繁殖记录)的差异,探讨该地区鸟类区系的演替过程。

中国古代“方诸”研究

古人常把方诸与阳燧相提并论。考古发掘的阳燧可以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方诸只有文献记载,其实为何物,汉时已无定说。郑玄、许慎、高诱三人的注解殊不一致。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玄误解方诸为铜镜,后人受其误解影响千余年,臆造方镜用于封禅、祭祀时取水,无法成功,只好用井水代替。从《淮南子》"同类相应"学说、现代气象气候学知识、唐代李敬贞取水实践证明郑玄注解有误,《周官》残缺不全及鉴镜混称造成了郑玄的误解。结合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指出方诸是"玉杯","承盘高足玉杯"即是《淮南子》等古籍记载之"方诸"。高诱提出的"大蛤"是玉杯在民间的替代品。

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1912—1949)

民国时期,南洋学兴起,出现并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学术话语,这些看似多样松散的南洋话语,其实都拘束于"中国与南洋"的视野之中,具有为我所用的临时性与策略性。二战后,这种南洋学及其背后的某些观念遭遇了挑战,其得失对我们今天从事东南亚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本土蜕变:载道的艰难与自我的张力——析论20世纪20~40年代马华文学本土变迁轨迹

如果从本土的视角来参详马华文学史,南洋色彩的提倡(1927-1930)、马来亚地方作家论争(1934)和“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1947-1948)这三个基点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至关重要。重新思考它们的意义不是重复劳作,而是在部分重现历史现场的基础上,考察马华文学本土在20世纪20-40年代演变的粗线条轨迹,同时指出其中的悖论/吊诡和张力,也希望能够借此从不同视角(1.文学地理的具象化;2.文学层面的质变;3.文化/政治:捆绑的复杂化)探勘本土蜕变的谱系学。

试论抗战时期“南侨机工”的人数与构成

"南侨机工"是抗战时期南洋华侨社会人力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群体。"南侨机工"人数除了"南侨总会"派遣的3192名华侨青年之外,还包括泰国、菲律宾社团派送的华侨青年、曾服务于中国各部门后经介绍参加运输的华侨青年以及"西南运输处"在越南招募的华侨青年组成。"南侨机工"是一个年轻、技术精湛的群体,他们返回中国参加抗战运输活动,对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读”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过程涉及一些重要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对原文的解读。本文以《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启蒙话语的异域回旋——论司马文森、巴人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

司马文森与巴人基于启蒙视野而形成的南洋叙事,对晚清以来的启蒙话语既有追随、挪用,也根据异域经验进行了修正、改写,开启了华侨华人历史叙事的新起点。这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重生、衍变过程可称为回旋。回旋是对关联与运动性的重视、强调影响的迂回路线、强调继承和流变的交织;它意味着异域经验的融入,往往不是使文学创作骤然远离原有传统,而是在传统与新的创作旨趣的融合中,开拓新的发展路径。这一类作品的价值难以在原有传统中得到准确评价,需要从异域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视野出发重新定位。对司马文森和巴人南洋叙事的意义探寻也是如此。

《南阳书画表》考辨

《南阳书画表》是晚明一部重要的艺术专科目录,著录了韩世能、逢禧父子收藏的元代以前的书画珍品。同名目录有两种,内容同中有异。学界一直认为它们分属于两位不同的编撰者:张丑、茅维。但通过对该表今存版本的调查和校勘,可知张丑是唯一受聘于韩氏的鉴藏、编目家,所谓茅氏《南阳书画表》系伪托之作。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作者构成、写作特点及其影响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论述极少。事实上,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这些旧体诗的作者主要由新加坡的"过客"、新加坡的"流寓"者和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3 类人构成。他们的写作特点体现在:一是新加坡地域文化风貌的体现;二是语言的杂糅;三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类诗作的研究具有比较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意义,同时也是新加坡本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实录对“南海”与“南洋”的记载与认知

作为官方史书的明、清两代实录,对"南海"和"南洋"概念作了记载,对南海祭祀作了载录,反映了明、清官方对南中国海及其周围地区的认知水平。《明实录》主要使用的是"南海"概念,几乎未用"南洋"一词;《清实录》虽然使用了"南海"一词,但更多使用的是"南洋"概念,而范围较前者更为宽广。明清实录对南海或南洋的记载属于遇事则记的动态模式,而未对南海的面积、四至、管辖作静态的描述和知识性的总结;实录作为中央政府在京所修的国史,对南海或南洋这样的边疆地区记载较略,不及当地渔民留下的《更路簿》更为清晰详尽。然而,实录对东沙、西沙等南海诸岛交涉和经营的记载,则反映了国史对国土主权宣示的庄严和神圣。

屈原生于南阳说新证

前此已发表“屈原生于南阳”一说 ,论据有十点。今再提出汨罗有南阳里、南阳有屈原冈、秭归有南阳镇、常德有南阳洲等新的论据 ,进一步增强“屈原生于南阳说”

基于知识考古学的《临证指南医案》“肝阳”概念形成分析

《临证指南医案》"肝阳"概念的对象是肝及肝病本身的特征。肝阳与肝的关系是肝生肝阳,肝阳与肝阴之间是体用关系。肝阳概念的对象及肝阳与其他概念间的关系源于理学中的"理一分殊""理学世界图示"和"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决定了肝阳的对象是肝及肝病本身的特征;理学世界图式决定了肝阳与肝的关系是肝生肝阳;体用一源确定了肝阳与肝阴之间是体用关系。《临证指南医案》的肝阳概念主要来源于理学。厘清《临证指南医案》肝阳的发生学基础,解决其理论来源问题,无论是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肝脏象理论、中医脏象理论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肝脏象理论、中医脏象理论和中医理论的构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花园意象与童话话语——老舍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

在《小坡的生日》中,借助童话话语,老舍将观光的好奇与浪漫的想象叠加在一起,塑造出有关南洋的典型意象:花园意象,显现出其南洋视点的复杂性——现实性态度和梦幻性态度的并存。与之前的南洋叙事相比,老舍自觉超越传统和西方影响,建构出了一种不同于远古神话话语也不同于西方霸权话语的个性话语方式,贯彻着可贵的修正意识,意味着现代中国作家对新的异域话语方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