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主权主体论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确保民族自决的新中国工业化(1949—1973)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3年“四三方案”的提出,我国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一直是确保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即从做好经济建设、提高国防能力、完成战略腹地产业备份等多个方面入手,保障国家安全、确保民族独立。这是通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事件来实现的:第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确立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奠定基础。第二,做好经济建设,以发展来保安全、保自决,包括确定中国推进工业化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通过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项目建设、借助技术引进来快速奠定工业体系基础,促进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基础工业快速发展等。第三,“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产业的突破,一方面从国防实力上真正确保了民族独立;另一方面通过国防尖端产业的引领,带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体系的建设。第四,三线建设这个巨大的社会经济工程,一方面通过战略大后方的建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面对战争威胁的博弈力量,加大了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地区工业布局推动了区域协调,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以上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制度、物质、国际环境的基础。

走向民族区域自治--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变迁历史新探

对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变迁历史的全面考察是客观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之现实合理性与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知识基础。作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纲领的一部分,中共的民族政策始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逻辑而不断被重新定义,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从初期的机械模仿苏联到逐渐立足国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提出和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漫长历史过程。

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演变(1919—1945)——国际社会的研究视角

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和原则,民族自决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印度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考察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能动性与国际社会中主导大国间的互动,可以发现印度的民族自决观念是国际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国内民族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演变经历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个阶段:一战爆发、巴黎和会召开和印度加入国际联盟,推动了印度民族自决观念的本土化,出现了从追求自治到追求独立的转变;以1929年为分界点,印度的民族自觉观念开始走向国际化,表现为印度对全球范围的反殖民网络的呼吁,以及大国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和大国的推动下,民族自决从一种原则转变为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合法性的塑造。

再论族格--从民族的公法人地位展开

通过分析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认为,现有法律体系对民族权益的保障存在结构性的障碍。通过引入公法人制度,赋予民族公法人地位,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及其法律确认了民族有其族格。

对分离主义道德论证的批判

分离主义道德论证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将民族国家的内涵曲解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该观点混淆了民族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民族构成,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二是滥用民族自决权,认为民族自决权包含民族分离权。该观点将作为民族自决权主体的(国家)民族(nation)误读为(文化)民族(nationality),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对民族自决权的权利内涵理解存在偏差,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并不包含民族分离权;忽视了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具体条件,只有在一个国家出现殖民统治需要去殖民化时才能适用。三是利用民主政治说事,认为分离是一种民主权利,利用公民投票等民主形式推动分离。民主政治实施的前提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及公民对其的认同。但是,无论是“分离权”主张,还是利用民主形式推动分离,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解构,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在强调一部分人利益的时候,却忽略了其他人的利益,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初衷和平等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极大的现实危害性,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影响民族关系,极易诱发民族矛盾甚至民族冲突,影响国际秩序稳定。

对美国学者报告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评析与辩驳——以“庄葛报告”为切入点

美国学者葛来仪和庄宛桦于2022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在片面选用有关历史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有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有关内容,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该报告的本质是要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违反。该报告以联大第2758号决议未提及.“台湾”为由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存在逻辑错误,还忽视了决议通过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事实;以“台湾享有民族自决权”为依据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更是毫无法律和事实基础。从学理、历史档案、文义解释以及嗣后实践等多个角度揭批“庄葛报告”的谬误之处,并分析该报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十分必要。

全面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调整的再审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进入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党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因此,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以往民族工作成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解放获得最高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承担起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同时基于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对少数民族政策由“民族自决”的分离形式实现政治解放转变为“民族自治”的统一形式实现政治解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捍卫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障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最大限度地弥合民族国家建立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之间的张力,成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政治安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GATT第21条安全例外适用范围的理解

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允许成员国在特殊情况下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而免除WTO协议义务,其目的是为维护成员国防和基本安全的更高社会价值,不是保护成员经济的政治工具。乌克兰诉俄罗斯禁运案是专家组首次对安全例外的定义进行解释,进一步明确了WTO法律体系下GATT第21条的适用。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应当受到严格限制,任何带有商业目的的滥用都应被禁止。

列宁与卢森堡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历史论争及时代意蕴

民族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环节。二十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迈向实践形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随之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面临着新考验。列宁和卢森堡从各自不同境遇出发观察分析新的时代问题,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形成各自观点的同时也产生了分歧。围绕民族自决权理论的本质、运行原则、实施策略等议题,他们之间爆发了三次激烈的论辩。观点的分殊源于两人所处社会背景、研究路径以及逻辑理路等多方面差异。但是,这种论争并非迥然异质的,本质上属于革命阵营内部面对具体现实情境时的策略方法之争,实质上促进了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卢森堡与列宁民族自决权问题进行理论透析,不仅能够厘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脉络,而且可以据此进一步评估民族自决权理论对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现实启示。

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因此,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因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乌克兰危机是民主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作者从民族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第一,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它在当下如何被"记忆"与"重新发现"才是理解这一根源的关键。第二,在乌克兰二十余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两种路径的张力与冲突,这是导致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国内政治根源。第三,在乌克兰民主实践中,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这一合体包含了内在张力,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转型不成熟的标志,这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第四,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则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五,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源自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从国家建设意义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仍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的解释

民族自决权在推动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及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虽然它已发展成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从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法院的实践来看,其适用和行使有严格限制。民族自决权的行使不能破坏国家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且主要适用于联合国托管下的非自治领土和处于殖民统治或异族压迫下的民族。此外,是否允许既存国家的一部分从该国脱离,各国分歧很大。因此,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还很不成熟,不应成为一国国内的少数人群体脱离本国的理论依据。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政治形式的历史选择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中关于"民族自决"的政治主张,防止一些人的对它的误读,从而廓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思想

民族自决权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然而人们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存在许多分歧。通过对民族自决权含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思想以及在当代发展的探讨,认为民族自决权被提出后,尽管在不同环境下所表现的形式、内容有所不一,但它基本没有背离包括分离权在内的自主解决内部事务、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之含义。

论主权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民族自决权”

"民族自决"诞生以来,对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推进世界非殖民化过程以及奠定现代国际关系基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民族分裂分子在所谓"民族、国家一体论"以及"民族自决第一"大旗的引领下,对"民族自决权"肆意进行曲解。在面对民族分立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重新认识。真正的"民族自决权"应该是在国家主权范围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权利,国家主权是各民族共同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代表所有民族的根本利益。

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孙中山民族思想研究

孙中山作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他的民族思想在近代民族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历经了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的变化,但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时代命题,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具有显著的国家与民族同构性。孙中山民族思想包容性的增强,推动了国家与民族同构的中华民族观念传播,对近现代中华现代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现代欧洲的民族分离主义解析

"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这种国家形态把"民族"和"国家"联系起来,主要目的是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由帝国时代的"君权神授"转化为"主权在民",为资产阶级建国提供充足的理由。但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并不是按照"一族一国"原则在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决定各个"民族"能否独立建国的其实是权力政治的"现实逻辑"。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给欧洲留下无数暴力冲突的隐患,各国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的挑战,欧洲国家的"碎片化"日趋严重。战后欧洲积极推进民族国家一体化,但这种变化并未消除欧洲国家的分离主义。当今世界上,各国普遍面临分离主义挑战。解析欧洲的民族分离主义,探索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对各国都有启发意义。

国际反恐法中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以《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为视角

联合国反恐全面公约至今仍未获通过,其主要争议在于国际反恐法中应如何看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定义是否涵盖民族解放运动,公约的适用范围是否将反对外国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排除在外。该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各国在法律技术上充分协商,而且还需要持不同政见的国家在政治意愿上达成共识。